汉纪0294
原文：
太宗孝文皇帝中前三年（甲子，前177）
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
十一月丁卯晦，日有食之。
诏曰：“前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十二月，免丞相勃，遣就国。乙亥，以太尉灌婴为丞相；罢太尉官，属丞相。
解读：
汉文帝刘恒即位之初，深知自己的帝位并不稳固，面临着三重主要威胁：第一是关东诸侯王的态度，他们曾与他地位相当，能否真心臣服难以预料；第二是朝中势力强大的功臣集团，这些历经数朝的老臣凝聚力强，此前剿灭吕氏的行动已充分证明其巨大能量；第三是北方虎视眈眈的匈奴，新朝初立，很可能被其视为可乘之机。
为了稳住局面，文帝首先采取了怀柔政策：他厚赏了平定诸吕之乱的功臣；向诸侯王示好，归还了被吕氏侵占的土地，并加封齐王、淮南王的舅舅为列侯；同时派遣使者前往匈奴和南越，修复关系，巩固和亲。这些举措有效地暂时安抚了各方，为朝廷赢得了宝贵的喘息之机。
等到局势初步平稳，文帝便开始着手系统化地解除这些威胁，对付功臣集团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据《汉书·文帝纪》记载，文帝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他下诏指出古代诸侯应驻守封地治理百姓，而如今列侯们多滞留长安不合古制，要求他们返回封国。
次年（公元前177年）冬季十月末和十一月末，连续发生了两次日食。这些异常天象之后，文帝迅速采取行动，颁布诏书重申此令。他强调：“之前已要求列侯前往封国，但有些人借故推脱，未能成行。丞相是朕所倚重的大臣，就让他为朕率先做出表率，回到自己的封地去！”同年十二月，文帝果断免去了周勃的丞相职务，命其即刻离京，前往封地绛县定居。紧接着，在十二月九日，文帝任命原太尉灌婴为新任丞相，并同时撤销了太尉这一官职，将其职权全部并入丞相府。
这些措施对周勃个人乃至整个功臣集团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核心人物的周勃回到封地后处境剧变，在地方官吏的严密监视下惶惶不可终日，甚至出现“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的惊恐场面。周勃的失势，标志着军功集团在中央的政治影响力急剧衰落，他们在长安通过联姻、宴饮构建的紧密关系网开始瓦解。功臣领袖的离开，也为更多非军功背景、依靠才能的官员进入中央权力核心打开了通道。
与此同时，撤销太尉官职并将兵权并入丞相府，表面上是强化了丞相灌婴的权力，实则是通过官僚体系收回了军功元勋对军队的特殊影响力。太尉作为最高军事长官，自秦代以来便与丞相形成文武分治的格局，但汉初特殊国情使这一制度产生变异，太尉常由军功元勋如周勃、灌婴等人担任，其军权的来源不仅基于职务授权，更源于“与高祖共定天下”的政治资历，这就使太尉成为潜在的皇权挑战者。文帝此前已掌控了宫廷禁军（南北军）并设置卫将军统领，现在再以丞相总领全国军事行政，从而构建起“皇帝——卫将军——丞相”的三级军权控制体系，这改变了以往太尉同时拥有法定职权和个人威望，容易功高震主的局面，使军权依附于皇帝授予的相权。
文帝在推行这些改革时策略灵活，采取了刚柔相济的手段：先以尊崇的姿态令周勃带头，形成示范效应；对于拖延者，后续则采取遣送列侯太子等严厉措施。此举更深层的意义在于，它重新定义了皇权合法性的基础——从依赖与功臣“共治天下”的契约关系，转向了基于国家制度和法律权威的统治。因此，以周勃事件为突破口，通过空间隔离功臣、重构军事权力体系，并辅以策略性的柔性强制，汉文帝成功削弱了功臣集团对皇权的威胁，稳固了自身统治。这为“文景之治”的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也塑造了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基本性格。
王夫之对此评论说：汉文帝裁撤了卫将军的军队，目的在于防止兵力过多地聚集在京城。同时，他也撤销了太尉官职，将其职责并入丞相府，这是为了避免兵权轻易落入他人之手。这种将军事统帅权与行政相权合二为一的做法，使得当匈奴侵犯上郡时，丞相灌婴便得以亲自率军出征。难道这就是效法夏商周三代那种文官武将职责相通的古制吗？
不过仔细分析，裁撤卫军、撤销太尉官职，这些举措本身并非没有道理。身为天子，本就不应依赖掌握军队来树立权威；倘若真要依赖军队立威，那当然更不能把控制军队的权力交给一个人掌管。然而，让丞相直接兼任将军，统率军队，这种做法却是行不通的。像灌婴这样的人，他能够胜任将军的职责，却未必适合担任丞相；反过来，那些真正适合做丞相的人，通常也不具备统兵作战的才能。因此，三代古制中有两点不适用于后世：农民不能同时当兵，士兵也不能同时务农；丞相不能兼任将军，将军也不该兼任丞相。
况且，古代那种将军与丞相职责合一的现象，只存在于诸侯列国之中。例如楚国的令尹，同时也是楚国的军事统帅；晋国统领中军的将领，也就是晋国的执政大臣。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列国没有制定礼乐、创建制度、考订文书这类繁杂的国家政务，也没有统管百官、治理四方、掌管山泽的宏大典章制度。他们的执政者，不必承担调和阴阳、推行教化、管理刑赏这类全面的治国重任。而他们作为统帅出征，往往也只是因为邻国关系不睦，双方在中原相遇，彼此用弓箭较量一番，尚且保留着一定的礼仪规矩；这完全不同于后世拥有天下的君主，需要与夷狄或叛乱势力进行关乎社稷存亡的殊死搏斗。当时所谓的将相合一，其实际职责范围，放到后世不过相当于一个郡的副职或判官；规模更小的，则只相当于一个县里的主簿或县尉。至于周天子朝廷中的重臣，如尹吉甫、仲山甫、方叔、南仲，他们都是各司其职，并不互相兼任。由此可见，即使在三代时期，天子朝廷也并非实行后世理解的将相合一，更何况后世是统领着疆域万方治乱、掌管着边疆安危的大一统王朝呢！
因此，丞相可以让他去监督制约将军，却不可让他自己直接担任将军去统兵；将军的地位可以与丞相相当并列，却不能让他与朝廷六部大臣并列设置。宋朝设置枢密院来专管全国军事，并使其听命于宰相，这种做法就比较接近理想状态。用枢密院统管全国的军务，使得军事有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同时让宰相负责监督枢密院工作的得失，而不委派宰相亲自去统兵征战。这样斟酌损益，借鉴三代古制的精神，又能根据时代变化加以调整运用，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啊！反之，像明朝后期那样让内阁大学士亲自督率军队，反而加速了国家的败亡。唉！这实在是太危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