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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九品官人法研究》第一章 汉代制度一窥

第二章 魏晋的九品官人法

汉代社会，一言蔽之，可说是发展中的社会。发展中的意思是，大汉帝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治权的王朝，统治者与官僚却都经验尚浅，关于如何统治这数量庞大的民众，并无清晰的头绪。民众也没有做好被这遽然建立的强大政权统治的准备。

汉代在地方末端保留了自治的体制，中央政治因此简便，天子和宰相都工作清闲，被后世称赞为有特色的制度。所谓汉代乡制是汉代的根基，其实应该理解为古代都市国家的遗制。

到宋代时，上下统属关系变得分明，小事被委派给地方末端，大事还是由中央掌握。各个官衙如同流水作业的工厂一般，只各自承担一部分工序，共同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制度完善的话，则个人的活动受限，只能在被允许的范围内行动。即使从正史的列传中也可看出，《史记》《汉书》的人物都个性满满非常有趣，随着时代推移，人物就变得乏味，其理由大抵在此。

东汉可能是从光武帝时开始，开启了尚书令史晋升为长吏的途径，最初仅限丞尉，章帝时发展到可任命为县长。这使尚书的地位日益提高，因此尚书令史的地位也随之逐步上升，但与尚书郎之间依然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西汉的文官郎，即三署郎，其出身各自不同；而进入东汉以来，似乎多以孝廉补三署郎。

地方郡国推荐而来的孝廉来自哪里呢？他们大多来自郡的掾史。当时郡的政治构成是，由中央任命的太守和丞作为郡的长官与副官，作为僚属的五官掾、功曹史、诸曹史、主簿等，则是由太守从郡的居民中招聘任命的。这些僚属被称为“掾史”，或者“参佐”。由于郡太守是从外地独自一人赴任，因此在选任掾史统治该郡时，除考察掾史本人之外，自然要选拔势力强大的豪族的子弟，以备非常之时的倚赖

如此从地方豪族的右翼，即右族、冠族中推选孝廉，进入中央出任郎，确立了一条以郎为出发点驰骋官场的路线。这是光明正大的为官之道，在朝廷中享有盛誉的重要官职、有利于升迁的官位，都被此路线出身的名士所占。相对地，还有一条有别于此的暗度陈仓之道，即地方上尚未右族化的豪族，凭其财力通过贿赂和投机获得进入中央政界的机会。

东汉时的官僚制，很大程度上是以贵族化形式运行的。自发生黄巾起义，军阀势力开始混战之时，东汉贵族化的官僚体制就变得无法收拾。此时取而代之出现的是曹操政权。曹操是宦官养子，所以本来是从浊流中涌现出的风云人物。

在曹操独裁下形成了效率第一的官僚制国家。当时，汉政府之下有魏国政府，但实际上汉政府的人事，也是按照魏政府的意志而变动。所以崔琰、毛玠等人掌握了魏的人事，就相当于能够左右汉朝整体的人事。然而汉朝毕竟也是持续了四百年的王朝，想要将魏的意志贯彻到方方面面也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魏政府行动的边界。如果想万事都按魏政府的心意进行，那就只能一举消灭位于其上的汉政府。所谓九品中正制，也就是我所说的九品官人法，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产生的。

中正判定的乡品为九等，不外乎是以此官品为前提附上的点评。之后汉帝退位，汉朝政府瓦解，其官僚大多各自按照乡品，于魏政府中获得相应的一席之地。《后汉书》卷八十四《杨彪传》中云，他本为东汉末的太尉，当时已隐居，文帝征召他为第一品官的太尉，他应该也与别人一起接受了资格审查，并被定为乡品一品。至此，九品官人法算是暂时达成目的，又因作为一般法律被颁布，其后也继续存在；后来目的稍有变动，主要作为选录新任官员时的参考，中正的乡品也得以存续

五品官起家的人，或是王室，或是代王室掌握实权的一族，或是一品官之子，每个都是郡国中正所无法触摸的云端之人，故中正只能按照指令合乎上意地行事。

如果说父亲获得的地位以某种形式传给儿子是任子精神的话，那么九品官人法恐怕从成立伊始，就践行了这种任子精神。换言之，九品官人法之中留存着汉代的任子制度。但是，汉制是以二千石以上为分界，而九品官人法则如上所述，是将二千石以上者细分为五品，主要着眼于第三品以上的官员子弟，第四、五品的官员之子在任子上则不大被重视。任子制如此反复的话，与贵族制度就别无二致了。从这点来讲，可以说九品官人法从一开始就隐藏着贵族化的风险。

以六品官为例，如果六品官与乡品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五种类型，则在同一官品中难免出现优劣之分。例如，同样是六品官，秘书郎一般由最优秀的青年官吏、乡品二品者就任；从事中郎由次一级的乡品三品者担任；其下的侍御史通常是由那些年老的乡品六品者在即将退职前担任。可见个人经历一定会影响官职的优劣。优秀者所任官职称为清官，低劣者所任官职称为寒官（浊官）

九品官人制恐怕也与当初的预期相反，在上下之外又形成了清浊的区别。官职的变动，不是只有向上才算升迁，由浊入清也是成功。

所谓官职的清浊，其实是非常相近贵族主义的思想，具有直接转化为贵族主义的性质。实际上，历史的事实也能证明官职清浊思想与贵族主义的发展是并行的。

魏的九品官人法本为纯粹的官僚性质，在于摆脱门阀而根据个人才德将合适的人才选拔至合适的官位上。然而汉代以来社会基础雄厚的贵族主义刹那间就将该制度改变为贵族性质，或者说九品官人法从实施当初开始就以相当贵族化的方式进行运作，步履维艰。

华表，是曹魏功臣华歆之子。他二十岁就官拜第五品的散骑黄门侍郎，时值魏黄初四年（ 223 年），是九品官人法实施的第四年。若他确实被举为乡品一品，那么不得不说此评价过于宽容。华表活到七十二岁高寿，殁于晋咸宁元年（ 275 年），仕魏晋两朝，历任侍中、太子少傅、光禄勋、太常卿等职，最终止于三品官，没能升上二品。据说他是个老好人，同时也可以认为他很无能。由此可见，他被评为上品，不得不说是看在其父华歆是魏朝司徒的面子上。更何况司徒是中正的总领导，中正当然会对其阿谀奉承。可能就是以此为先例，前述的任子制度才会被引入九品官人法中。权势子弟享受特殊待遇是贵族主义的开始，这样的事例积累起来就会形成贵族制。

司徒仅负责审查、授予官吏资格，实际的任命则是吏部的工作。由于司徒府不能干涉吏部的人事，最后仅能发放任官资格，结果掌握人事实权的吏部自然强势。人事权由吏部掌握，而司徒、中正逐渐有名无实，在魏晋之交就已初现端倪。

宗室身为官僚却没有积累实际经验，又居于政治圈内的高级官位，这成为晋失败的原因，也是后来爆发八王之乱而陷西晋政权于灭亡的一个原因。

当时一般出仕年龄为二十岁，为获得乡品的高品，就必须在评定品级之前成为社交界的佼佼者。为此若按部就班地积累学问恐怕来不及，以文章自成一家同样需要时日，最快捷的方法就是可凭机敏成事的沙龙艺术——清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