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人简介

李光福，男，1940年生。湖北省襄阳市樊城区柿铺李家湾人。农民，当过生产队电工，木匠。入住柿铺福利院12年。

“ 福利院里残疾人是不少，大多数不识字。别的还好，就是难得找到一个可以聊天可以说话的人，没办法和他们交流。比如看个电视吧，本来是一点也不好笑的事，他们却突然又叫又跳地大声吼大声笑，真正好笑的事他们看不懂，反而在那儿傻傻地呆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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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通个电可不容易

说了你们可能不相信，十八岁以前我没见过电，不知道电是个啥玩意儿，也不知道电长的啥样。其实，不光是我没见过，五十年代的农村人谁见过。你说晚上怎么办？晚上都是点煤油灯。说是煤油灯，其实就是个墨水瓶，倒点煤油，再把瓶盖挖个洞，穿几根棉线，就是一个灯。你说蜡烛呀，蜡烛太贵了，没点闲钱的谁舍得用。晚上要是有个啥事，点个汽灯，就是天大的气派！

说别的你们不晓得，说这句你们肯定听说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饭前葡萄酒，饭后水果糖。”这些可不是喊口号，这是事实，是我们那一代人做梦都想实现的事。

1963年，我们大队很幸运，成了襄樊市农村通电最早的大队。主要是因为靠西边有个新生砖瓦厂，是襄樊市第五监狱的，他们牵高压线从我们这儿经过，沾了他们的光，也牵上了电。

通电就要选电工。村里人都没见过电，就选了我。为什么呢？因为我见过电，在铁路局接触过电。也是我运气好，十八岁初中毕业后去修汉丹铁路，去了不到半年，因为有点文化，从工地上被选到武汉铁路局第三工程处，在铁路上修路修桥。去时一个月工资18块5，后来转正工资加到32块5。没高兴几天，1963年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政策性大裁员，我被裁回家。也是巧，刚回家就遇上村里要通电。

那时候在农村当电工可是个好差使，不用下田不用下地，刮风下雨都是一天记10个工分，相当于一个劳动力（一个工分合九分八厘钱）。好多人都眼红。要不是因为别人不会，不懂，根本轮不到我这个地主成份的人干。

1963年底开始走线安装。先栽电线杆，50米栽一根，光滑直溜，全是八米以上的沙木檩子，好漂亮啊。栽的时候也有讲究，埋进地下那一截要烧黑烧焦，防止腐烂。栽完后就开始牵线。高压线一牵起来，可排场啦。大人孩子都像看稀奇，成天围着电线杆子转。那个时候麻雀也特别多，一群群地站在电线杆上，叽叽喳喳地凑热闹。队长说，栽了电线杆子，我们生产队就像戴了金箍子，变富贵了。

次年七月份通电，场面比过年过节还热闹。那天晚上，家家户户都早早地吃完饭守到灯泡下，眼睛瞪的像灯笼。电一来，男女老少都一起大声喊：“灯亮了——”。闹得村子里的狗都跟着汪起来。后来，最搞笑的是生产队的龚老爷子，他要做饭，拿了一大把柴火对着电灯泡晃来晃去的，想点火，晃了半天点不燃。他生气地说：“狗日的，贼亮贼亮！咋逗是点不着火呢？”

才牵电时，灯泡挂在那根本没人敢碰，为啥？害怕啊，怕被火烧。那个时候电线、电灯、电机这些电工器材电后设备都紧俏。有钱也买不到，有钱也没人敢给你安。啥子东西都是按计划，布票是一年一丈五，盐是一人一月一斤，灯泡也有计划，一户只发一个，25瓦。一个灯泡一年五块钱。平时一个月一个灯泡用电也就是二三度。电钱呢，都是生产队先垫上，到了年底再从工分里面扣。那时候电也便宜，农业加工用电6分钱一度，生活用电2角3分钱一度。

其实，那个时候对电呢，我也不是完全精通。但我这个人胆小，只记得一条：不能带电作业。啥事在摸索中慢慢就学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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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电后的农村大变样

 一拉电，我们生产队就办了一个米面加工厂，我在负责。别的生产队牵电晚，方圆几十里外的都跑了来。以前打面叫磨面，人拉磨或者小毛驴拉磨。磨半天最多能磨30斤麦子。用机器后，一个小时米能打五百多斤，面能打一百多斤。加工费也便宜，1分钱1斤。你说，谁还愿意在家磨面？

一拉电，大队的又买了打麦机，抽水机。开始是一台，最后是三台。也是我负责。抽水机用处可大。我们大队以前没水田，有旱地，只能种麦子、棉花这些旱作物，后来有了抽水机，专门把有些地势低一些的旱地改成了水田，种上了稻谷。吃上了白花花的大米饭。赶上1964大旱，先打一口深井，再把抽水机接上，一个水泵，一个三通管。二十四小时不停机地抽，救活了一大片一大片的棉花。那一年，别的大队收入全部减产，只有我们生产队丰收。

1965年八月份下暴雨，淹了几十亩地，成了内痨。支部书记冯建民和我一起去抽水。挖了一米多深的排水沟，一直挖到汉江。先把水抽到排水沟，再流进江。我们两个人轮流值班看抽水机，日夜不停。水抽完了，两个人都累病了，感冒，咳嗽，发烧。我们俩一起去老中医那儿号脉。老中医说：“你们俩怎么害的是一样的病？”我们俩说：“是的，都是抽水病。”

最有意思的是娶媳妇。因为我们大队用电早，外村的姑娘都愿意嫁到我们村，小伙子也变成了香饽饽。姑娘定亲的时候，低着头先问有电没得电。小伙子头昂得高高地说有。介绍人赶紧说，保证你们结婚时照的亮堂堂的。姑娘就捂着嘴笑。结婚的时候都是请我去牵电线。电灯挂的老高，换成80瓦或者100瓦的灯泡，照得半个生产队都像白天，喝喜酒都喝得特别带劲。

最怕的是出事故。有一次，三队的临时架抽水机给池塘抽水，用完后没有及时断电。我们队上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跑去玩，不小心碰到电线，几秒钟的时间人就没了，手指和肺都变成了焦黑色，看得人心里发麻。从那以后，电就真的是成了电老虎。好多人谈电色变，遇到电躲得远远的。

我也出过一回事。那是有年夏天打麦子，我爬到电线杆子上去架电线。突然间手臂发麻，一跟头从上面栽了下来。不晓得是谁，突然跑到配电室把闸刀合上了。还好，只是肋骨骨折，疼了半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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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是孤儿，现在是孤寡

要说感情问题啊，还是不说了吧，一说就要掉眼泪。我是个孤儿，从小没见过父母，养父养母又走的早。细想一下，我这一辈子都是飘的，没有根，从来没有过家的感觉。

也怪我，我这个人啊，有个毛病，就是胆子小。我从小就怕黑，天一黑就哭。养母没办法，只好天一擦黑就把煤油灯点上。有时候半夜尿尿睁开眼睛，只要看天是黑的就开始嚎，养母没办法，把煤油灯只留一根芯子，一点就是半夜。为这个我们家供应的煤油年年不够用。

养母心疼我，背地里跟我养父说，孤儿可能就胆小，是怕又被丢了吧。是的，我就是被丢怕了。我长这么大没见过亲生爹妈，不知道爹妈长得什么样，生下来就被送到现在的养父养母家。据说我亲生爹妈是解放前从江西逃荒到襄阳，在襄阳做小生意，做的不怎么样，生了三个儿子，只留下了老大，老二老三都送人，我是老三。我现在的养父母呢，是破产地主，以前生过一个儿子，因病去世后不能再生育，所以收养了我，对我还不错。

 1964年，我24岁，亲生大哥熊喜春突然上门来找我，我才知道自己现在的爹妈不是亲爹亲妈。当时亲生爹妈已去世。我和哥哥抱头恸哭。心里酸甜苦辣什么滋味都占全了。当然还是高兴的成份居多，毕竟又多了一个亲人。养父母也是高兴的，他们希望大哥能帮到我。

大哥是当兵复员，在襄阳汽车修配公司上班。他想让我脱离农村，费了很大的劲，找了不少关系，在汽车修配厂终于给我弄了一个招工指标。可是当时大队书记说我成份不好，坚决不放人，养父母去给人家说好话，甚至下跪，他们都不同意。这事只好搁下。现在大哥因高血压病已去世。

有一件事我特别后悔，还是因为我太胆小。二十岁那年我在武汉铁路局处过一个对象。那个姑娘是我们大队的，长得很漂亮，和我一批分到铁路局。当时两个人都在外地，共同语言也多，慢慢就有了好感。赶上大裁员时我们又一起被裁回家。

回家后姑娘也没说不愿意，分手还是我提出来的。为啥子呢？我就是害怕，觉得自己又回到农村，家里一穷二白的，成份也不好，怕以后连累了她，怕让她跟着我过苦日子，怕以后有了孩子也可怜。心里越是喜欢越是怕将来对不住她。你说我那个时候有多傻啊，我硬着头皮要和她分手。也是为这个事儿，养母和我生气，得了食道癌，没几年就去世。紧跟着养父也去世。

一直耽搁到三十六岁，别人才又给我介绍了个寡妇。她在前夫那添过两个孩子，已经没有生育能力。那个时候刚刚分田到户，小队的不再需要电工。我们家分了三亩田，不够吃，我农闲时去当木匠，当维修工赚点钱补贴。混着混着就老了。最后大队的看我们无儿无女就让我们进福利院，可是她前夫的儿子姑娘觉得进福利院丢人，不让她进，把她接走了。

我们这个福利院呢，温饱没问题，一个月生活费是20元钱，就是管得有点太严，不让随随便便出门。谁出去还要写请假条给院长报批，院长同意才能出去，出去了还必须按时回来。院长说因为福利院里脑子有问题的人比较多，怕出去惹事或者走丢了。

福利院里残疾人是不少，大多数不识字。别的还好，就是难得找到一个可以聊天可以说话的人，没办法和他们交流。比如看个电视吧，本来是一点也不好笑的事，他们却突然又叫又跳地大声吼大声笑，真正好笑的事他们看不懂，反而在那儿傻傻地呆坐着。

电视节目选择的也不一样，和他们在一起基本上看不成，我只好每天晚上六点钟就上床。上床了干什么呢，听收音机。还好有个收音机，现在的电台也多。几个台换来换去轮流着听，哪个台几点几分是什么节目，是谁主持，不瞒你说，有好多内容包括广告，我都能倒背如流呀。

自从老伴走了，我彻底地又变成了一个人，等着老天爷来收我。从孤儿到孤寡，赤条条地来赤条条地去，无牵也无挂。幸好还当过几年电工，贡献过一点力量，算是没白来这世上走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