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已经从她古老的神坛重重地跌落。
回顾希腊，我们发现哲学是对智慧的真正追求，是对生活方式的讨论，是为自我批评而做出的非常认真的努力，是对个人和社会福祉及其手段的了解，是为社会制度实现其伦理目的而自觉地指明的方向。
当时的哲学和生活是相互关联的，如同当今的力学跟高效的建设密不可分一样。
哲学被要求走向生活，这个新方向毕竟只是实用主义的一种发展，行动是思想的验证标准和意义——威廉·詹姆士在个体化方面得心应手。
如果哲学有意义，必将是生命意识到自身的目的和可能性之时，它就必须是为了生活而交叉审视生活的生命，它就必须是对社会运动方向的独特远见，如同有意识进化中的智慧重建一样。
人类发现自己置身于变化之流，他研究这种流变的运作规则，通过研究，他变得清醒了。清醒后，他开始控制，在控制中，他开始直面所有的问题。
这是为了什么？他想去哪里？他想成为什么？
于是，人在综合实验中把他的整个经验放在面前。然后，他探索意义，寻找价值，努力观察和确定他的过程和目标；然后，他成了哲学家。把这些目标问题和过程问题看作社会提出的问题，哲学的社会功能就显现出来。
科学启发手段，哲学启发目的。科学提供信息，哲学必须亲力亲为。哲学家是改造自己的人，哲学的社会功能就是改造社会。为什么不要求科学引导我们进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因为科学正在日益碎片化，不同学科间越来越缺乏协调，也日益丧失整体性。
我们的工业体系强化了劳动分工，就像手工行业一样，几乎到了愚蠢的地步：让一个人寻求对某件事的一切了解，但他很快就会对其他事情一无所知，效率会吞噬这个人。那种必须被培养出来的哲学家，将是非常接近生活的人，他不会花太多时间分析问题。
他能察觉到行动的召唤，并会自动地拒绝所有不指向行动的知识。他的基本特征是：他将为那些与物质重建有关的科学发现，而不是与人类本性的秘密有关的发现而驻足。
他将了解生物学和心理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基本知识，在他身上，这些长期分离的科学将再次相遇，并彼此交汇，相互滋养。
他将忙于与孟德尔和弗洛伊德、萨姆纳和维布伦齐头并进，并将愤慨地无视绝对主义。
他将研究他所处时代的需求和迫切需求，他将思考人们创造的乌托邦，他将从中看到政治理论的暗示性伪典，并将从中了解人们的终极渴望。
他将清醒地看待现实，找到立竿见影的着力点。有了这一着力点，他就能协调自己的思想，把科学聚焦于这一目标。
因此，科学不再仅仅是创造性和教育性的，而是预防性和建设性的。如此强大和贯通的他，将传扬他的福音，不是对学生讲神，而是对政治家讲人。哲学必须站稳脚跟，它必须成为科学的社会先导。说来奇怪，哲学必须成为应用科学。“我们生活在政治科学的石器时代，”莱斯特·沃德说，“在政治上，我们仍然是野蛮人。”
我们的政治运动是在冲动中构思的，是在情感中发展起来的。它们以分化和分裂告终，因为它们背后没有思想。
谁将为这些本能提供思考，为这种能量指明方向，并照亮这种虚掷的热情？我们的年轻人只会空谈理想，而我们的政治家只会谈论事实。
那么，谁来把一方的语言解释给另一方听？如果不是既创造哲学又来自哲学创造的整体感，那么政治家还需要什么？我们说，正如没有政治家才能的哲学就是认识论，没有哲学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
哲学家的作用，就是倾听今天的科学，然后思考明天的政治。
“选择使人类适应了昨天而非今天的境遇”，有意识进化的有组织的远见，将使人类适应明天的情势。一盎司的远见，抵得上一吨的道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