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里的人生》 249 矫驾君车和余桃啖君

        这是韩非子《说难篇》里讲的故事。故事说，春秋时代，卫国第28位国君卫灵公爱好男宠，卫国大夫弥子瑕长得风度翩翩，所以深受灵公宠爱。有一次，弥子瑕的母亲病了，有人连夜去宫里告诉了弥子瑕，弥子瑕心急如焚，但夜深人静，根本找不到车子，于是他就假传国君命令，架着国君的车子赶回家去为母亲求医治病。按照卫国当时的法律，私驾君车出行，要处以砍掉双足的酷刑。卫灵公得知此事后，不但没有处罚弥子瑕，反而感慨地说：“弥子瑕真是贤德、孝顺呵！为了给母亲求医治病，竟连砍掉双足这样的酷刑也无所畏惧。”还有一次，弥子瑕陪卫灵公在桃园中散步，时值桃子成熟季节，满园的桃树结满了白里透红的果实，弥子瑕选摘了一只熟透的大蜜桃，自己先吃了几口，感到非常清爽甘甜，于是便把剩下的半个桃子送给卫灵公分享。卫灵公毫不在意这是弥子瑕吃剩的桃子，反而还深情地说：“你真是爱我呀，吃到好的桃子，也没有忘记送给我。”

        时光荏苒，多年后，弥子瑕年老色衰，卫灵公不再宠爱他，有一次弥子瑕因事惹得卫灵公大为光火，气愤地说：“你弥子瑕真是可恶极了，当年你竟敢驾着我的车去看望你母亲，竟敢把吃剩的半个桃子送给我吃，简直不把我这个国君放在眼里。”从此，卫灵公便疏远了弥子瑕。

         韩非子接着评论说：对弥子瑕的同一行为，随着卫灵公的感情变化，前后产生了两种完全对立的看法，因此，要想说服君主，一定要考虑到君主对自己的情感，同时还要顾及到君主可能会改变主意这一点。

         鲁钝生感言：韩非子想用这个故事来证明说服君主或上司的困难，而我们说这个故事，是想借此聊聊这样一个问题：当一种行为现象可以做出多种解读的时候，我们怎样才能做出正确判断？ 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先弄清楚，一种行为现象为什么会有多种解读。这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

         考察方面一：从现象本身说，许多现象本身就富含多种信息。比如，弥子瑕的“半桃啖君“这种现象，至少含有“是友好地与人分享”“是表示彼此平等亲密无间”“是下级对上级的轻视”“是一种不礼貌行为”“是不讲饮食卫生的坏习惯”等信息；再如，战争这种现象，正义与邪恶同在，令人吊诡的是，和平和安宁往往是通过不和平、不安宁的战争方式实现的，就是最正义的战争，也充满残暴、杀戮和血腥，这是人类生活的大悖论。现象本身的多义性为多种解读提供了可能。

         考察方面二：从解读者来说，解读者的立场、观点、生活阅历、学识水平、认知能力、情感走向以及解读时的情境不同，其解读的结果就大不一样，甚至完全相悖。鲁迅先生在谈及《红楼梦》时说：“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我们常说：“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等，都是在说明解读者不同，其结论就不同。苏东坡《题西林壁》诗里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那是因为站的位子不同，观察的结果就不一样；杜甫《春望》诗中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是说心境不同，对事物的感受就不一样。卫灵公对弥子瑕“矫驾君车”“半桃啖君”前后根本不同的解读，就缘于心境和情感的变化。

        但不管怎么说，某一种行为现象发生时所要传达的信息，只能是一个，而把握了这个信息，才是对这一行为现象做出的正确判断。做到这一点，说不难就不难，说难也难。

        说不难，真就不难，只要从该行为现象发生的实际出发，还原当时当事的情境，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来判定它，而不是按照解读者的想法和意愿来判定它，就不难，弥子瑕“矫驾君车”“半桃啖君”之际，正是两人情投意合之时，所以，卫灵公的初次判断是正确判断。而多年后的重新判定，则是误判。当然，卫灵公的误判是有目的的，那是他想疏远弥子瑕的理由。

        说难，也确实很难，因为人在思考问题、判断事物时，以往的所有意识，即既有的思想观点、政治立场、生活经验、学识水平、价值述求、情感态度等，都是思考、判断的基础和前提，都是“我在思考”“我在判断”，我的意识必然参与其中，并发挥着导向作用，想把它们全部“悬置”起来，不带任何“偏见”地面对现象本身，是很难做到的。所以，“回到现象本身”并以此做出判断，难之又难。

         因此，当一种行为现象可以做多种解读时，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有意识地、尽最大努力地消除自己的意识“偏见”，尽可能地“还原现象本身”，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误读，做出正确判断。而正确判断，是我们做出正确行为选择的前提。

         顺便要说明两件事情：

        事情一：卫灵公与弥子瑕之间并不是“同性恋”关系，这是韩非子为论证自己的观点而有意编排的故事。据史书记载，卫灵公与弥子瑕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弥子瑕是卫国的大将军，“其智足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灵公爱而任之”，他为卫国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死后谥号为“文子”。

        事情二：卫灵公也并非象后人说得那样昏庸无道、猜忌暴躁，他其实是当时很有作为的国君，并以知人善任名世。说他是昏庸无道的国君，源于孔子《论语》中的一段话，《论语·宪问》：“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音yǔ）治宾客，祝鮀（音tuó）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意思说，孔子讲卫灵公昏庸无道，康子说：“既然如此，为什么没灭亡呢？”孔子说：“有仲叔圉办理外交，祝鮀管理祭祀，王孙贾统帅军队，象这样，又怎么会灭亡？”孔子为什么说卫灵公昏庸无道？后人分析，孔子近六十岁时撇家舍业带着弟子去卫国游说灵公，想在卫国谋一个职位，但灵公没有任用他，所以孔子很生气，才说灵公无道。另外，我们从《孔子家语》中，还可以看到孔子对卫灵公的另一种评价，据《孔子家语》载：“哀公问于孔子曰：‘当今之君，孰为最贤？’孔子对曰：‘丘未之见也，抑有卫灵公乎？’”意思说，鲁哀公曾问孔子：“现在的国君中谁最贤明？”，孔子回答：“最贤的我还没见过，相比之下应该是卫灵公吧？”接着孔子向鲁哀公讲了卫灵公善于任用弥子瑕、林国、庆足、史苟等贤能的故事。《论语》中说卫灵公无道，《孔子家语》中则说卫灵公最贤，评价尽管截然相反，但其中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卫灵公善于任用贤能之人。再则，孔子适卫去投奔卫灵公，本身就可以证明卫灵公是一个不错的国君，否则，孔子也不会带着弟子去投奔他。看来，圣人也有一时情绪激愤说错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