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像本章中所做的那样，把流通费用K撇开不说，也就是把商人在购买商品时支出的金额以外预付的那部分资本撇开不说，那么，商人用这个追加资本获得的追加利润△K当然也就抛在一边了。当需要考察商人资本的利润和周转怎样对价格产生影响时，这是严格合乎逻辑的、数学上正确的考察方法。
如果1磅砂糖的生产价格为1镑，商人用100镑就能买到100磅砂糖。如果这是他在一年内买卖的数量，如果年平均率为15%，他就会在100镑上加进15镑，即在1磅的生产价格1镑上加进3先令。这样，他会按1镑3先令的价格出售1磅砂糖。现在，如果1磅砂糖的生产价格下降到1先令，商人用100镑就能买到2000磅砂糖，并且会按每磅1先令1（4/5）便士的价格来出售。投在砂糖营业上的100镑资本的年利润仍旧=15镑。不过在一个场合，他只要卖100磅，在另一个场合，他却要卖2000磅。生产价格的高低，对利润率没有任何意义；但是，对每磅砂糖的出售价格中构成商业利润的部分的大小，也就是说，对商人在一定量商品（产品）上的加价的多少，却有很大的、决定性的意义。如果一个商品的生产价格很小，商人预付在该商品的购买价格上的金额，即为一定量该商品预付的金额也就很小，因此，在利润率已定时，他从这个一定量廉价商品上获得的利润额也就很小。或者，换一种说法也一样：商人在这种情况下能用一定量资本，例如100镑，买到大量这种便宜的商品，他从这100镑上获得的总利润15，会分成很小的份额，分配到这个商品量的每个单位上去。反过来，情况也就相反。这完全取决于把商人所经营的商品生产出来的那个产业资本的生产率的大小。如果把商人是垄断者并且同时垄断着生产的情况，比如荷兰东印度公司当时的情况撇开不说，那么，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下面这种流行的看法更为荒唐的了，按照这种看法，就单个商品来说，是薄利多销，还是厚利少销，完全取决于商人自己。他的出售价格有两个界限：一方面是商品的生产价格，这是不由他做主的；另一方面是平均利润率，这也是不由他做主的。他能够决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他愿意经营昂贵的商品还是经营便宜的商品；但即使在这件事情上，他可以支配的资本量和其他一些情况也在起作用。因此，商人怎么干，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程度，而不是取决于商人的愿望。只有像东印度公司那样的垄断着生产的纯粹商业公司才能想象，在情况完全改变以后还可以继续采用至多只和资本主义生产初期相适应的方法。
这种流行的偏见和一切关于利润等等的错误看法一样，是来自对纯粹的商业的直觉和商人的偏见，它所以能够保持下来，除了别的方面，还由于下列情况：
第一，竞争的现象。但是这些现象，只涉及商业利润在各个商人即全部商人资本的股份所有者之间的分配；例如，在一个商人为了击败他的对手而廉价出售商品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
第二，像罗雪尔教授这类经济学家，在莱比锡还居然想象得出，出售价格的变化，是由“明智和人道”引起的，而不是生产方式本身发生变革的结果。
第三，如果生产价格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降低，因而出售价格也降低，那么，需求往往会比供给增加得更快，市场价格也会随着需求的增加而提高，以致出售价格会提供大于平均利润的利润。
第四，某个商人可以压低出售价格（这始终不外是压低他加到价格中去的普通利润），以便在他的营业中有更多的资本更迅速地周转。所有这一切都只是和商人本身之间的竞争有关。
我们在第一册中已经指出，商品价格的高低，既不决定一定量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量，也不决定剩余价值率；虽然单个商品的价格的大小，从而这个价格的剩余价值部分的大小，要看一定量劳动所生产的商品的相对量而定。每一个商品量的价格，只要它和价值相一致，都是由对象化在这些商品中的劳动的总量决定的。如果少量劳动对象化在许多商品中，单个商品的价格就低，包含的剩余价值就少。体现在一个商品中的劳动怎样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从而这个价格中有多大的量代表剩余价值，这同这个劳动总量无关，因此，也同商品的价格无关。但是，剩余价值率不是取决于单个商品价格中包含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而是取决于它的相对量，取决于它和该商品中包含的工资的比率。因此，虽然每一单个商品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很小，但剩余价值率却可以很大。每一单个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绝对量，首先取决于劳动生产率，其次才取决于劳动分为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的分割。
对商品的出售价格来说，生产价格现在是一个既定的外部的前提。
在以往的时代，商业的商品价格高，是由于：1.生产价格高，也就是说，劳动生产率低；2.缺少一般利润率，商人资本从剩余价值中占有的份额，比它在资本可以普遍移动时应该得到的份额大得多。因此，从这两方面看，这种状况的消除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结果。
在不同的商业部门，商人资本的周转有长有短，它在一年间周转的次数也就有多有少。在同一个商业部门，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周转也有快有慢。但是，根据经验可以找出平均的周转次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