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是一位善于保全自身的人，所以在吕后当政期间，他及时隐退，远离是非中心。然而，当政局面临危机，他又及时挺身而出。西汉开国后，治国问题显得越发紧迫，自古伴君如伴虎，陆贾深知刘邦不喜欢读书人，也很反感礼仪那一套，但陆贾动不动就在刘邦面前讲诗、书，惹得刘邦勃然大怒，但陆贾毫不畏怯，仍然针锋相对。
表面看来，陆贾的这些行为算不上是保全自身的明智之举，事实上，这正体现了陆贾高明的智慧。时机未到，他静观其变，等待时机；时机成熟，他果断采取行动。早在汉高祖五年，刘邦在雒阳南宫摆下盛宴，席间要求部下讨论取天下和失天下的问题，这次讨论流于表面，结果不尽人意，但也反映出刘邦在有意或无意地关心国家治理的问题。后来，随着燕王臧荼、韩王信等各诸侯王相继叛乱，再加上功臣的各种越轨行为等，更突出了国家治理方面的问题，所以到汉高祖十一年，刘邦和陆贾的这次君臣对话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即使是平定诸吕之乱，陆贾也是在全面评估形势，有清晰的战略战术的前提下的相机而动。
我想到唐朝诗人李商隐的一首诗：“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诗中的贾生即贾谊，他才气绝伦，更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但汉文帝召见他，不是向他请教治国理政的道理，而是喜欢听他讲的那些鬼神之事。贾谊心高气傲，空有一腔报国的才干和热情，在多次的挫折中，在同僚的排挤下，他自感怀才不遇，意志消沉，三十三岁便郁郁而终。
在我心目中，汉文帝的政治才能在封建帝王中可以排进前几名，他无法采用贾谊的政治主张，并不是不知道贾谊人才难得，也不是不认可贾谊的政治主张，而是当时的政治环境敏感，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汉文帝意识到时机未到，贾谊的一些政治主张太过激进。后来的历史也证明，汉帝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到汉景帝时，晁错提出的削藩政策仍然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七国之乱”，直到汉武帝元朔二年，“推恩令”的实施才实现了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
贾谊比陆贾晚了大概四十年，他们曾同朝为官，都是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但他们却有着不同的人生结局。陆贾善始善终，身名俱荣，贾谊却郁郁而终，不免让人感到一点惋惜和一丝悲凉。我想，环境的不同、形势的变化固然是造成这种不同的重要原因，但两人的处事态度更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怀念贾谊，敬仰贾谊，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贾谊是一个充满理想且有为理想孜孜以求、毫不妥协的人，这种精神超越时代和民族，任何时候都弥足珍贵，他深邃的政治眼光和渊博的学识更是让人肃然起敬。然而，我们也要看到，与复杂的现实比起来，个体往往显得微不足道，因为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各种主观因素的影响，我们并不一定总能看到自己满意的结果。有一些事，我们需要更漫长的等待、更顽强的意志和更艰苦的斗争。
陆贾说：“怀道者须世，抱璞者待工，道为智者设，马为御者良，贤为圣者用，辩为智者通，书为晓者传，事为见者明。”意思是胸怀大志者也要企盼清明世道来一展抱负，怀抱玉石者也要等待能工巧匠来雕琢，道是为聪明者所用，良马要遇到善于驾驭的人才好，贤能的人是为圣人君子服务，辩论要有智慧的人才能通晓，书籍要明白的人才能传播，事理要有见识的人才能领悟。
陆贾的高明处，就在于他很好地把握了“有为”和“无为”的关系。我们要成就一个有价值和意义的人生，就必须有自己的思想和个性，一旦认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义无反顾地去做，自己已经尽力但始终不尽人意或事与愿违，我们也不要自哀自伤，而要反思自己的战略战术，以更宽阔的眼光审视全局。“有为”，是要我们对分内的事，对非做不可的事，要竭尽所能；“无为”，是要我们认识到个体的局限，认识到环境的影响，从而在遭受磨难和挫折时，能以“无为”的心态与自己和解，以“无为”争取更大的“有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