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与《中庸》共同构筑了先秦儒家形而上学的殿军之作，其核心在于为儒家伦理寻找宇宙论与本体论的依据，并将至高境界收摄于平常生活之中。
《易传》对“道”进行了革命性阐释，使之与道家无名之“道”区分开来。《易传》之“道”是可名、多样的，是各类事物所应遵循的原理，如君道、臣道，近乎西方哲学的“共相”。它进一步将《易经》的卦爻系统转化为表征万物之“道”的象征公式。例如，乾卦为刚健之象，代表天道、君道；坤卦为柔顺之象，代表地道、臣道。占卜因此转化为对是否合“道”的道德追问，孔子的“正名”思想由此获得了形上学基础。此外，《易传》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以阴阳的相互作用解释万物生成与永恒变化，并强调事物完善运行须遵循“中正”原则，即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
《中庸》则系统发展了“中”与“和”的智慧。“中”指情感未发时的本然中正或发而皆中节的恰当状态；“和”则是不同元素的和谐统一，犹如羹汤由多种调料按适当比例调和而成，方能产生全新美味。社会要达到“太和”，需使各类人才与职业各安其位、各尽其分。尤为重要的是，《中庸》深刻阐述了“庸常”的价值，指出“道”并非远离人世，它就蕴含在不可须臾离的日常人伦与饮食起居之中。“教”的目的在于使人觉悟并完全践行这人人都离不开的平常之道。
由此引出“诚”与“明”的修养功夫。“自诚明”是由内在本性自然觉悟，“自明诚”是由教化功夫达成觉悟，两者最终合一。通过“诚”的实践，人可以在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的过程中，达成“成己”与“成物”的统一，最终“赞天地之化育”，达到“与天地参”的至高境界。这揭示出儒家提升精神境界的独特路径：并非通过否定世俗与知识，而是通过内在觉悟并在人伦日用中推广仁爱，于最平常的生活里实现最超越的精神升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