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致知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乃儒家专门研究事物道理的一个理论，已失佚，源于《礼记‧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论述的“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此段。但《大学》文中只有此段提及“格物致知”，却未在其后作出任何解释，也未有任何先秦古籍使用过“格物”与“致知”这两个词汇而可供参照意涵，遂使“格物致知”的真正意义成为儒学思想的难解之谜。
《现代汉语词典》2012年发行的第六版将“格物致知”解释为：“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
【解释】：1.格：推究；致：求得。探究事物原理，而从中获得智慧（或从中感悟到某种心得）。2.使知道事物风格的能力，然后能使你知道人生百态。
第一，追根究底的学习习惯
首先要明确，学习不等于读书，也不仅仅是跟着别人的式样做，这些都算不得真正的学习。学习，就要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从现象进入本质，追根究底找出原因，再把问题解决好，最好在这过程中能明悟一些道理，才算是真正的学习。所以，我们要力求养成刨根究底的习惯，这会使你自动地进行有效的学习，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正是在此。
第二，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
“格物致知”，决不能脱离实际。很多经验，乃至智慧，需要通过实践去发掘，需要经过挫折和反复才能被心领神会，否则很容易就会变成故事中老者说的“务玄误国”之流。
每个人生活中所遭遇，就是全人类的基本问题，离开这些问题，就算不得真正的“格物致知”。事实上，一个人如果能够通过读书、见闻、经历、思考、顿悟等种种，把如何对待工作，如何解决困难，如何对待同事和家人、朋友，如何对待自己，等种种常见情形搞清楚，就算是极有效地“格物致知”了。正如王阳明所说，“行之明觉精察处即知，知之真切笃实处即行”，如此知行合一，方为真正的“格物致知”之道。
第三，自我完善的修行之道
正如丁肇中先生指王阳明格竹是“在探讨内心的自己”，“格物”的最高成就也正是在于自知，在于从中获得自我的突破与成长。
中国人的格物总是与道德相关的，中国人的格物之道，更多在拿某些东西与我们的内心参证。在儒学的知识体系里，“格物致知”的下一步就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所以，中国人常说，“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以天道见人道。所以，孔子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就是以松柏之耐寒见人之傲骨。但这种格物法，必要一种契机，必要人把自己一生荣辱经历和天地自然相合，才能真正怦然心动，从而悟得那么一点道理。也正因此，王阳明少年格竹，一无所得，到了中年困居，却能一举悟道。他悟得的就是这种自我突破的修行之道。
这并不容易，人类天生对于认识自己和突破自己有着非同一般的知见障。我们经常说只是“知道”并不足够，还需要去悟、去行、去把这东西变成你自己的，也就是完成知道、悟道、行道、合道、得道的一整个过程，或者最少完成一次自我突破，才算是完整。但是，一旦我们真的去做，所有性格上的缺陷、那些源于我们自己的的碍难总是不断跳出来搞破坏。所以，我们经常说突破，突破谁？突破你自己。我们经常说创新，创谁的新？创你自己的新。改变旧习惯、改造旧思维，形成新习惯、形成新思维，人格长高长大，终生成长，很充实，也很快乐，其中获得的是一种根本性力量、根本性快乐，这就是中国人的“格物致知”。在这之后，与你相关的一切，自然也会相应改变。所以，最后的最后，你改变的，是你的整个世界。
第四，管理致知，在于格物
回到管理上，西方人重物性，“理”即物的本性，即事物发展规律。凡事必须“循理”而为方能成功，包括管理。所以，西方管理管的是事。中国人重人性，“理”即天理良知，即人情练达之道。凡事必须不违“情理”方能成功，同样包括管理。所以，中国管理管的是人。这也正是故事中阳明“心学”与老者“格物”之道的最大不同。
当前的管理也多遵循“格物”之道，更多是尽取两家之长。格物者，思考推究之谓也。只有反复思考推究，才能明了“物之本末，事之始终”，才谈得上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管理者的“格物致知”，在两个层面：熟通人性，创造一种万众一心的氛围，使人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通明事理，从纭复杂的事象中抽丝剥茧、看到事物的本质和究竟，从而不断地发现更好的发展和生存之道。《孙子兵法》中提到“择人任势”，是很精辟的总结。管理者熟通人性是为了在恰当的时候选择恰当的人，通明事理是为了因势利导，掌握住全局。故此，能格物致知者，必擅长于择人任势；不长于择人任势者，必难于格物致知。
用更中国式的说法，管理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精神教练，他不是简单地要求部下完成任务了事，而是要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一种精神的传递，达到一种无声的教化。这也是“格物致知”的另一重体现，更是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个公司是产出社会精英还是社会垃圾，关键就在于管理者自身的境界和格局有多么大，他建立并保持着一种什么样的氛围，并传递给下属的是知识、是经验，还是智慧。这也是中国式管理很多时候无法被工具化、科学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