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围反三晋同盟形成
三晋团结一致，就好像是从晋国脱胎出来的三个混世魔王，任谁都招架不住。他们向东、向南将齐、楚两国打的落花流水，中原的郑宋两国在韩魏的侵逼之下苟延残喘，再也没有了壮大的希望，而西方的秦国被魏国吊打毫无还手之力，北方的中山曾一度被魏国所灭，燕国此时尚且弱小，也不是三晋的对手。可以说在这个时期，三晋就是整个中原的主宰。然而物极必反似乎是这个世界运行的不二法则，当三晋的威势达到顶峰之后，由盛而衰也就成了必然。
首先是外部的压力开始形成。
公元前405年的廪丘之战，齐国丧师三万，后又被三晋攻破长城，直逼临淄。公元前391年的榆关之战，楚国北上所倚仗的主要将领鲁阳公、平夜悼武君、阳城桓定君、三执珪之君全部战死，楚军精锐尽丧。秦国被魏国封锁在洛河以西，情势比春秋时期更加局促。三晋急剧扩张的势头让齐、楚、秦这样的强国，都感到深深的绝望。
而从中原利益的角度来看，三晋却退三国之后，牢牢地掌控着他们进入中原的通道，使得中原仅存的郑、卫、宋也落入了三晋的控制，别国根本无法染指。天下最肥沃的土地都被三晋分割殆尽，怎能让人不着急上火？
于是围绕三晋的三国不得不联合起来，共同抵御三晋的兵锋，从而形成了以楚、齐、秦三国共同遏制三晋扩张的国际同盟。于是就有了秦国攻打韩国宜阳等六邑，进逼武城，齐国攻取了魏国的襄阳的一系列事件。
另外，三晋的强势使得各国都备受欺凌，也让他们都开始认真地思考，在过去的几百年间，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都始终不能与晋抗衡。为了解决这些难题，他们不得不以三晋为师，任用法家人物进行改革。楚国的吴起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酝酿出来的。这一系列的历史事件，将列国彻底从春秋时期的政治格局中拉了出来，一个新的激变的时代即将来临。
因中山归属引发的赵魏矛盾
然而就在这个新时代来临的时候，三晋内部却出现了分化。公元前391年的榆关之战，原本是为了报复五年前楚侵晋郜地一事的，这场报复一直拖延到五年后才开始实施，且赵国缺席了这场战斗，可见三晋之间的联盟关系已经出现了松动。公元前389年，魏武侯与齐、楚、卫在浊泽会晤，经魏武侯向周安王请求，册封田和为齐侯，标志着田氏代齐的最终完成，也标志着魏国试图脱离三晋的联盟，开始在外部寻找盟友了。这似乎是晋国寡头政治酝酿出来的必然逻辑，三晋和睦团结的局面维系了五十多年后，也就成了强弩之末，到了该分道扬镳的时候了。
这一切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三晋之间的矛盾的萌芽恐怕是早已有之。早在瓜分智氏封邑后不久，因为赵氏多分割了十邑，引致韩、魏的不满，他们就联合了齐、楚等国，准备攻取赵地。赵无恤很是忧心，便将早已罢官归耕的张孟谈找回来。张孟谈回国后，将他的妻、子分派各国，使得四国离心，瓦解了四国伐赵的同盟。
另外《战国策·魏策》中也说，在魏文侯时期，韩、赵两家又闹别捏，他们分别派人去联络魏国攻伐对方，魏文侯都以与对方为兄弟之邦为由，拒绝了出兵的请求。两国本来都对魏文侯很是气恼，但听说了魏文侯的初心后，便又心悦诚服，两君相携一起朝见魏文侯，使得魏文侯成了三晋之长。
但到了《中山策》里，魏文侯便又有了另外的一个面貌。三家分智氏邑后，中山大概成为赵国属地，魏文侯很不满意，便想分割中山之地。赵氏谋臣常庄谈建议赵氏宗主娶魏文侯的女儿公子倾为正妻，并将其封到中山才打消了魏文侯的念头。
按照这个说法，中山大概也因此独立了出来。但关于中山国的这段历史，史料上记载的很是混乱，其前因后果我们也很难理清。大概到公元前414年，据说又有一支出自王室旁系的中山武公，趁赵、魏互不相让的机会占取中山，又给了魏文侯以伐灭中山的借口。
魏文侯取中山，需向赵国借道，赵献侯本来想拒绝，但大夫赵利认为魏与中山之间隔着赵国，即便是攻取了，也不能长期占有，最后占便宜的一定是赵国，因此建议赵国纯粹以看热闹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就好了，这才让魏国占领了中山。
三晋之间的这些矛盾，在外部局势不明晰的时候，并没有引起直接冲突。但当他们击败了周边的强国，特别是三家被册命为诸侯后，其身份也就从晋国的三卿，演变成了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彼此的利益冲突便开始凸显。
而这种利益冲突的第一个表征，便是赵、魏两国在中山事务上的矛盾。中山原本是赵国的囊中之物，但却被魏国强取，赵国虽然一时忍让，但终究还是会主张对中山的控制权，这个矛盾的爆发是迟早的事情。
战略转向诱发的利益冲突
另外，由于秦国生产力落后，土地开发程度不高，魏国攻击秦国实际上是一个高投入、低产出的赔本买卖。再加上魏国本部多山，缺乏稳定的粮食供应基地，也无力支撑长期的对外战争。因此当其推进到洛河之后，便开始修筑长城，停止了西进的步伐，转而开始经营东部的飞地。这块飞地与卫国、宋国接壤，是早先商王朝时就已经充分开发的地域，是赵国与齐国，乃至于与楚国争夺的焦点。魏国的加入，就使得这片区域的冲突更加白热化，自然也就加剧了魏、赵之间的矛盾。
在这一时期，三晋的都开始了南移东进的步伐：赵国将其都城迁到中牟，后又改迁邯郸；韩国定都阳翟，灭郑后迁都新郑；魏国后来也将都城从本部的安邑，迁到了东部飞地的大梁。三晋齐聚巴尔干半岛，开始争夺天下粮仓，彼此之间的矛盾也就无法避免了。原本分工明确、互相协作的联盟关系，就变成了有直接利益冲突的敌对关系。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晋阳之战后留下的炸药桶，那便是三晋互相之间犬牙交错的领土可能诱发的争端。三晋的领地是从原来的封地上扩展而来，并非自然扩张形成的结果，因此各国的土地都不是整体，而是由若干个飞地拼凑而成的。
如果是春秋时期都鄙制下的国家，人们没有领土意识，只要占据了一个个的都邑，就算领土被分割成若干块，也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战国时代恰恰是一个领土意识形成的时期，领土国家的战略纵深对于一个国家的安全发展意义重大，这就使得三晋天然有一种想要把土地合成一个整体的冲动。
而若要达成这个目的，要么是和平交换，要么是武力掠夺，没有第三条路径可选。然而和平交换土地，这是违背人性的童话，人们往往容易高估自己已有财富的价值，低估他人财富的价值，很难形成自愿的平等交易。而土地的价值本身也是无法用单纯的数字来估量的，就比如韩国的成皋，若但从经济价值上考量，或许一文不值，但若从战略价值上考量，就等于整个郑国。和平的土地交换，即便在是三晋和睦如一的时候都无法实现，当三晋关系出现裂痕的时候，自然就更加困难了。因此三晋后来土地交换的形式，基本上都是通过武力解决的，以战争获胜者拥有的绝对发言权，迫使战败者割让土地来实现土地的置换。
三晋之间这剪不断理还乱的利益纠葛，要比其他诸侯之间的矛盾要复杂的多。从这个角度上看，晋阳之战实际上是一场没有完成的战争，其遗留的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战国时期，直到三晋灭亡都没能彻底梳理清楚。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现象，在战国中后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原秩序的主要逻辑，便是原本亲密无间的这三个冤家在互殴，而秦、楚、齐、燕四国的主要任务是围着看热闹，偶尔也插手帮着他们打打架。三晋就这样在互相的消耗中折损了元气，而一直被晋国欺压，后来被魏国放弃的秦国，却在西部边陲悄悄地捡起了魏国丢下的东西，开始了富国强兵的道路，直到最后吞并六国一统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