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梅村村口有一户人家。一间灰色的平房嵌在小麦田地边缘，篱笆围墙只有半身高，院里植着两颗桦树。夏天，风一吹，树叶哗哗作响，有点战国编钟的味道。

院里住着一位老人，平日偷闲，拉个马扎在树下坐着，看寂静的麦田，或是河渠里的野鸭。我上小学时，每天都能见到他。

老人不高，微胖，皮肤黝黑，短寸头显得精神，剑眉犀利更添英气，两眼方正，透着平淡，黑色的胡茬十分粗硕，看起来不像老人，以为正值壮年。他常年穿一件白色汗衫；天冷了，就披上他的军式迷彩外套；冬天时，再加一件黑色皮革马甲。

老人生活简朴。他的那间平房十分简约。一台落满灰尘的黑白电视机，一张短木床靠着发黄的墙，床上整齐地放着枕头和叠好的被子。几个马扎围着方形矮桌，一把高粱秸秆编成的扫帚放在门旁，除此，就只剩下一个青黄色的竹篮了。

老人吃食简单却很讲究。一天三顿都吃面，只吃豆面，淡黄色，口感较粗，是找村里老李压的。老人不吃市面上的面，他吃不惯，说是没嚼头，三口两口，像是喝水，吃不饱的。我看他做豆面，总以为是门艺术。黑铁锅将一小块猪油熔化，热至飞溅，撒一把葱花，炸出扑鼻的葱香，一瓢冷水激起雾云。雾云缭绕，隐约看得清豆面下个锅，老人的两根筷子像是冷军的画笔，在咕噜噜的沸水里行若游龙……“成了！”他打了个激灵，将豆面捞出来，只见一根根金丝被拉进可碗里，随手撒一把香菜增添点色彩，作个点缀。一碗豆面就成了他的杰作了。

老人早年在村里当书记。村民有事——修车，搬东西，运粮食，抓猪……不论大小，他都愿意帮忙。但他有个毛病，不喜欢报酬。张爷爷请他盖房子，中午备了一桌子酒菜。老人见状，一声不语，挥挥手，就人走茶凉了。他一生没有什么大作为，只在村里为村民做些事情。任期一到，他就又被选上，干了几十年，才终于退休。

小学放学，天际布满云霞，夕阳打在他的篱笆小院里。成群结队的欢声笑语，从马路牙、小树林经过他的篱笆小院。他喜欢孩子，就在树下坐着马扎，抱膝微笑，两眼眯眯，流露关爱的目光。我和几个顺道的伙伴常到他那玩会子，在两颗桦树间挂上吊床，陪他谈天，看夕阳。老人没有后代，本是有个儿子的，却因酗酒死了。他的妻子思痛成疾，生了场大病，不久，也去世了。那段日子，他将一辈子的泪都流尽了。后来，就搬到了村口，独自生活。

老人待我们亲热，有时上街带着点心招待我们。回来时，他踏着三轮车，远远地朝我们挥手。穿过马路，他一手拉手刹，不等车停稳，一手从车斗里提出一个青黄色的竹篮。里面是些酥饼，糖果，糕点。他唤我们到树下，从竹篮里拿出点心，三下两下，就把我们的嘴塞得满满当当了。他抚摸着我们的额头，最爱说，“孩儿们，真好。”

有一天，一辆黑色的轿车堵在老人的院门口。车上下来两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对老人说了三两句话后，一脸得意地离开了。是来讨债的。老人有个亲戚出了车祸，做手术，急需用钱，便向他寻了帮助。老人走街串巷也没凑够钱。想着救人要紧，他就在外面贷了款 。后来，亲戚还不起债，跑了。钱是老人借的，债主自然就找上了他。有人支招，建议他去报案，把亲戚找回来。他摇摇头：“找他作甚？他没钱，找回来也没用。把责任丢给我是他不对，死缠烂打就是我的不是了。”

那天放学后，我照常到老人院里去，他不在，只有几片枯黄的树叶落在马扎上。听说老人离开村子，到外地打工去了。此后一段时间，村里再没有人谈及他。我上了初中，不顺道了，对他和他的篱笆小院也少了些关注。

再见他，他已从外地回来，那是几年以后的事了。见到他时，我大吃一惊。他的头发全白了，不再是短寸，蜷曲的白发像害病的麦苗倒成一片；炭黑色的皮肤，烙印许多斑点；刀削的颧骨，没有一点肉的痕迹；眼皮低垂，剑眉摧折，再无英气；驼着背，身体几乎瘦了一半。整个人干瘪下去，如同一把残碎的木柴。更令我惊骇的是，他的腿也折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东倒西歪，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因此，他手里捏着一支竹杆，当拐杖用的。竹杆的一端已经劈裂来了，撑在地面上抖得厉害，勉强可以支撑他的体重。但相比于老人伤残的身躯，它显然算得上十分坚固了。

我到老人的院里去，像儿时一样坐在吊床上。老人则坐着马扎，他的破烂的竹杆靠在腿上。我问起他腿的事，他笑笑不说话，只是用他低垂的眼睛，看麦田，看野鸭，看夕阳。

晚风袭来，吹走了日落，吹响了树梢。老人顺着风声，看了看这两颗壮硕的桦树，然后唤我到他跟前。清冷的晚风吹得他的身体瑟瑟发抖，他伸出嶙峋的手指，颤颤巍巍地抚摸我的额头。我隐约看到他黝黑的脸颊笑得更加开心了。“孩儿，真好。”这是我听到的他的最后最后一句话。夜里，老人就去世了。

听村民说，老人临终前指着外面，呜呜咽咽地说了些什么，没等听清，就断了气。

老人入土后，我到他的院里栽了颗桦树苗。几年后，它就与那两颗齐高了。

夏天，风一吹，树叶哗哗作响，比先前更热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