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翻译：

长沮、桀溺两人结对耕田，孔子路过，叫子路去问渡口。

长沮说：车上那拉缰绳的是谁？子路道：是孔丘。

长沮说：是鲁国孔丘吗？子路道：是呀。

长沮：那他应该知道渡口在哪里了。

子路再问桀溺，桀溺说：您是谁呀？子路道：是仲由。

桀溺说：是鲁国孔丘的门徒仲由吗？子路对道：对。

桀溺说：滔滔洪水，天下都一样，谁在改变它呢？而且你，与其跟从避人之士，还不如跟从避世之士呢。一面说，一面不停地用耰耕种。

子路回来告诉孔子。

孔子怅然若失，说：人总不可以与鸟兽同群。我不和那位先生的徒弟在一起，又和谁走在一起呢？如果天下有道，我孔丘就不参与变更了。

论语别裁：

长沮和桀溺，是两个隐士，一对好朋友，在并肩种田，孔子经过那里，不知是有意或无意的，教子路去问路，问过江的路口，这“问津”是这篇文篇的“点题”，我们中国以后的文字上，所谓“指点迷津”的典故，就是从这里来的。长沮就先反问子路，你替他赶车的那个老头子是谁？这是明知故问。子路说，坐在车上的是我的老师啊！鼎鼎大名的孔丘。长沮说，就是鲁国的那个孔丘？子路说，是啊！就是他。长沮说，既然是孔丘，他当然知道该怎么走，还要来向我们问路吗？他这话答得很妙，子路问的是车子应该走向哪里的路。长沮答的不是车子走的路，是人生之路，长沮的意思是说这个周游列国、到处还要传道的孔子，他现在“路”都不晓得走吗？他这个话是很妙，很幽默的。

    子路问不出道理来，就转过头来问桀溺，桀溺却反过来问子路，你是什么人？子路说，我名字叫仲由。桀溺说，你就是鲁国那个糟老头孔丘的徒弟吗？子路说，是的。桀溺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滔滔是形容词，现代语汇就是潮流，当潮流来时，海水一涨，浪花滔滔滚滚，不管好的坏的，统统都被浪头淹没了。天下皆是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都在浊浪滔滔，一股浑水在流，这情形又有谁能够把它变得了，那洪水泛滥的时候，时代的趋势来了，谁都挡不住，并且他告诉子路：“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这句话中的“辟”就是“逃避”的“避”；“辟人之士”，是指孔子，避开了鲁国，鲁国政治太乱，自己的国家他救不了啦！为了想实行自己的理想，到处去看，是避开乱的社会，另外想找更好的环境，为“辟人之士”。桀溺是告诉子路，你跟着孔子这样的“辟人之士”，可是人是避不开的，如现在的和尚出家，神父的入会，反正都没有离开社会，不过换了一个生活。哪里出得了家？真出家谈何容易？真出家就是桀溺说的“辟世之士”，连这个时代都抛开了。离开这个社会，跑到深山里去，不和任何人打交道，这就是出家吗？永嘉禅师曾经说过，当你的心不能平静的时候，跑到深山都没有用。不要以为到了山里，就是出家修行，有时候看到风吹草动，心里都会烦起来。如果把自己的心修平静了，在任何热闹的地方，就和在山林中一样的清净，这是基本的道理。所以这一段桀溺对子路说，你与其跟着孔子一样，觉得这里不对，就离开到另外一个社会，其实时代是逃避不了的，还不如像我们一样，自己忘记了这个世界，忘记了这个时代，种我的田，什么都不管。他说到这里以后，再不说话了，拿起锄头，还是不停地种他的田。

    子路碰了钉子，就回去把经过报告孔子，孔子听了心里很不惬意，脸色变了，很落寞也很难过的样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后世自命为儒家的人，抓住这句话作为把柄，认为道家这些隐士都不对，说孔子在骂他们是禽兽，这些人没有国家的观念，不是人，是禽兽。这是后世的解释，但我否认这种解释，后世的儒家根本解释错了。我的看法，孔子非常赞成他们，孔子这句话不是骂他们，因为上面有句“夫子怃然曰”，孔子心里很难过，很落寞的味道，所以告诉子路：“鸟兽不可与同群。”鸟是飞的，兽是走的，而且鸟是海阔天空由他飞，兽类之中，绝大多数野兽都在山林里，不在人类的社会中，飞的与走的不能摆在一起，换句话说，人各有志，各走各的路，远走的就去远走，高飞的就去高飞。孔子接着说，其实我很想跟他们一样，走他们的路线，抛开天下国家不管，我还不是跟他们两个人的思想一样的。换句话说，都是在忧世的，担忧这个国家，担忧这个时代，担忧这个社会，这种忧都是一样的，问题只是做法两样。他们可以丢下这个社会、这个时代不管，只管自己种田去，可是我丢不下来。假如说国家社会上了轨道，我又何必来改变它呢？就因为时代太乱了，我必须要牺牲自己，来改变这个社会的潮流。这就是孔子！所以我们知道孔子走的路线，比这些隐士们走的路更难。明知道这个担子挑不动的，他硬要去挑。

    我们这里引述历史一件事来补充说明：宋代王安石上台了，苏东坡这批人和他的意见不同、分歧，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党祸”，而王安石所用的人都非常坏，所以这班正人君子都纷纷辞职。当时有人主张最好不要辞职，因为王安石下面这一批人，将来一定要把事情搞坏的，你多占一个位子，使他们少搞坏一点，这就做了好事。这就说明挑这种担子很难，明知道要坏，可硬是不走开，占住一点，少坏一点，虽然不能积极的挽救，也是消极的防止，孔子走的是这个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