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虎通》论三皇:

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蔽前而不能蔽后（《北堂书钞》引《五经异义》：“太古之时，未有布帛，人食禽兽肉而衣其皮，知蔽前，未知蔽后”）。卧之[插图][插图]，行之吁吁，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于是伏羲仰观象于天，俯察法于地；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八卦以治下，下伏而化之，故谓之伏羲也。谓之神农何？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谓之神农也。谓之燧人何？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

吕先生认为:“三皇的次序，应当从《尚书大传》，燧人在前，伏羲次之，神农最后。”为何能做如此之推断? 吕先生写道:

八卦是中国古代的宗教。燧人的时候还在“渔猎时代”，所以要教民熟食。渔猎时代，还没有“夫妇之伦”（一群女子，都是一群男子的妻，参看严复译甄克思《社会通诠》），所以“但知其母，不知其父”。渔猎时代，还没有“所有权”（所有权，是到畜牧时代，因为畜牧要花劳力起的，也见《社会通诠》），所以“饥即求食，饱即弃余”。到伏羲时候，便进入“游牧社会”。游牧社会，人民便从山谷之中，分散到各处平地；“家族制度”，就从此发生，所以有“夫妇之伦”。从游牧时代，变到耕稼社会，总是因为人民众多，地力不给；所以神农才要“教民农作”。《白虎通》这一段话，无一句不和现在社会学家所说相合的，可见得真古书的可贵。

这是一种推理的方法来印证古书的可信程度。上古书籍，湮漫患远，无法求得真凭实据，除非考古有了新发现，否则只能以这种方式做考据功夫。由是推之，隧人伏羲神农三皇，也未必为皇或首领，也未必仅为这三人。关键之处在于，原始部落有此三大进步，方才奠定了社会发展的基础。因为隧人取火，生存条件大为改观，健康状况得以改善；因为伏羲定八卦，才有制度，部落才得以成为一规范之社会，定夫妻之礼，人伦才有可能，进而保障部落内部的稳定，有稳定才可求发展；因为神农教耕种，方能提高生产力，让部落变得更富足，于是有了阶级，部落中更有智慧更有地位的人，才可以不事劳作而专门思考政治文化经济的事，从体力劳动者演变为脑力劳动者，才有仓颉造字的可能。

吕思勉就说:

农耕时代，人民的生活程度渐高，所以“衣服”、“住居”、“器用”、“葬埋”，都比古人讲究。农耕时代，人民就都“定住”，而且都有了“储蓄”，就要防人“掠夺”；所以“战争”、“守御”的事情，也就随之而起。生活程度既高，“文化”自然发生了，所以就有“文字”。

看来我的推理是对的，与先生所讲不谋而合。这算是就事实而论极有辩证逻辑的考据方法。这种考据需得在大历史背景下，从人类史的发展演进，并结合当时中国的场景去设身处地地推断。若如此，即使不能在细枝末节上接近事实的真相，大的规律是可以把握的。

三皇后是五帝。以下乃《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号为天子代神农一事:

黄帝者，少典之子（《索隐》：“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又按《国语》云：“少典娶有[插图]氏女，而生炎帝，然则炎帝亦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而蚩尤氏最为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诸侯，诸侯咸归轩辕；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按：阪泉，《集解》引服虔，只说是地名，涿鹿，服虔说是山名，在涿郡；似乎是的。有许多人说在如今的涿鹿县，恐怕是因汉朝在此置了一个涿鹿县，所以附会上去的）。

有时候，历史的事实需得像福尔摩斯探案那般密查隐匿在历史角落中的痕迹，再辅以缜密的逻辑推理去推断。例如周公与成王，儒家经典向来推崇其君臣相得，周公在武王死成王幼时摄政，流言蜂起，周公退隐而管叔蔡叔反叛，于是周公平叛进而鼎定天下之大局。成王渐长，于是周公还政于成王。这段历史在《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

……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成王。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摄行政者，恐天下畔周，无以告我先王大王、王季、文王……于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于鲁。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兴师东伐……二年而毕定……周公归报成王，乃为诗贻王，命之曰《鸱鸮》，王亦未敢训周公……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

周公畏惧流言日。周公在小人诋毁之下，晓得以退为进，然后引蛇出洞，通过平叛一举鼎定天下大势，可谓有大智慧的人。之后，又能自己攀至权利巅峰的时候，信守然诺，还政于成王，又足其光风霁月。然而，对于这样一个曾经一言可定天下的实权派“亲王”，成王坐在王位上，相比心里并不安稳吧。以帝王心态推之，能不惧他，防他，甚至时刻想着弄死他? 所以周公是否如儒家所言“以功名终”，就很值得怀疑了。

作为史学大家，吕思勉先生对此是存疑的。他先是列出《史记·鲁周公世家》中的记载:

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周公在丰，病，将殁，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离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让，葬周公于毕，从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后，秋，未获，暴风雷雨，禾尽偃，大木尽拔，周国大恐。成王与大夫朝服以开金滕书。王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史，百执事；史，百执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执书以泣，曰：自今后其无缪卜乎；昔周公勤劳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尽起。二公命国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

这里有两个疑点。其一是有人谮周公，于是周公奔楚。这说明成王防着周公，故而有人说周公坏话，成王就顺水推舟地相信了。于是周公奔楚。

周公奔楚的事实是可确认的，吕先生举《左传·昭公七年》为证:

梦襄公祖，梓慎曰：……襄公之适楚也，梦周公祖而行……子服惠伯曰：……先君未尝适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适楚矣，而祖以道君……

其二是周公死后，为何成王要祭天? 若将天灾指引为周公之死，无法周公的死怕是有问题，且与成王脱不了干系。成王心里有鬼，恐怕才会去祭天祈福。吕先生写到:

古人的迷信最重，活时候对人不起，到他死了之后，又去祭他求福，是不足怪的事（《汉书·匈奴列传》：“贰师在匈奴岁余，卫律害其宠，会母阏氏病，律饬胡巫言：先单于怒曰：胡故时祠兵，常言得贰师以社，今何故不用。于是收贰师。贰师骂曰：我死，必灭匈奴，遂屠贰师以祠。会连雨雪数月，畜产死，人民疫病，谷稼不熟，单于恐，为贰师立祠，室。”这件事，很可以推见野蛮时代的心理）。雷风示变，因而改葬周公，因而赐鲁郊祭，事虽离奇，其情节未尝不可推想而得。那么，周公之“以功名终”，怕又是儒家改制所托了。

这真的是剥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去探寻历史的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