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到1919（第21章）：英国议会，英国政客们通过决议对中国开战

1839年10月1日，伦敦。这一天，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主持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参加者包括首相墨尔本勋爵、财政大臣巴林、军务大臣麦考利、海军大臣明托伯爵等核心阁员。会议的核心议题只有一个：是否向中国派遣远征军。巴麦尊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内容是义律从广州发回的报告，即林则徐包围商馆、撤退华人雇员、强迫英商交出鸦片。他将以上三点逐条念了一遍，然后提出了三个核心论点：一、中国政府非法没收英国商人财产，侮辱了大英帝国的尊严；二、如果不采取行动，对华贸易将彻底中断；三、这是迫使中国开放更多通商口岸的绝佳机会。巴麦尊的论点提出之后，遭到内阁成员的质疑，意思是中国远在万里之外，兵力投送和后勤补给都是巨大挑战。巴麦尊的回应很干脆，他认为中国的军事力量远不如英国，少量精锐海军就足以震慑清政府。他引用义律报告中清军“装备落后、战斗力低下”的描述，认为这场战争不会持续太久。最终内阁达成一致：同意派遣远征舰队前往中国，由海军少将懿律担任总司令，义律担任副手。远征军将从印度、开普敦等地集结，总规模约48艘舰船，其中战舰16艘、蒸汽军舰4艘，陆军约4000人，海陆军合计约六七千人。远征军的军费先由东印度公司资金和已有预算垫付，事后再提请议会追认。这里有必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内阁决议之后还要走议会程序，但又不是马上走。在英国宪法体系中，行政权和财政权是分离的。内阁掌握行政权，可以决定外交政策和军事调动，但政府花的每一分钱最终都需要议会批准。这个规矩可以追溯到1689年的《权利法案》和光荣革命，从那以后，任何涉及大规模军事支出的决策，原则上都必须经过议会。但在实际操作中，19世纪英国的多次殖民战争都采取了一种灵活策略：内阁先决定动武、启动军事部署，利用东印度公司资金或政府应急款项先行垫付，等战争打响之后再向议会提交军费拨款案。这种“先启动、后报销”的做法，是内阁在宪政框架下最大化自己行动自由的惯用手段。它不完全合规，但反复被使用，已经成了一种灰色惯例。这次内阁会议之所以能先斩后奏，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英国议会正处于休会期。英国议会不是全年无休，议员们夏天都回各自的选区度假、打猎、处理私事去了，得到次年年初才陆续返回伦敦。按照惯例，议会通常在11月或12月重新召开，1839年的议会是在11月复会的，但对华出兵的议案没有立刻讨论，因为议程早就排满了。议会复会后要先处理一大堆积压的国内事务，比如年度预算审议、地方法案、税收议案等等。对华出兵这种“海外事务”优先级没那么高，得排队。反对党也需要时间准备，他们不能空手来吵架，得等政府提交相关文件、等前方情报不断汇总，才能把矛头对准巴麦尊。所以，这个议案一直排到了1840年4月，终于上了辩论桌。但从1839年10月起，大英帝国的军事机器已经全速运转。舰队从开普敦、孟买、新加坡等海外基地分批启程，部分人员和指令从英国本土发出，目标直指东方。 1840年4月7日至9日，英国下议院进行了三天的激烈辩论。这次辩论的起因是反对党对巴麦尊的整个对华政策提出了质疑。辉格党议员詹姆斯·格雷厄姆提出了一项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抨击巴麦尊的对华政策“缺乏远见、思虑不周”。这个动议的措辞很讲究：它不直接反对战争本身，而是批评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没有给予义律“适当的指令或可用的权力”，没有有效控制“非法的鸦片贸易”。换句话说，反对党的策略是，我们不是不爱国，我们是觉得你们把事情搞砸了。辩论的焦点迅速集中到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上：一个国家的政府，能不能为了保护毒品贸易而发动战争？年仅30岁的保守党议员威廉·格莱斯顿站上了讲台。他后来四度出任英国首相，但在1840年，他还只是一个以口才著称的后起之秀。格莱斯顿说了一段话： "I am not competent to judge how long this war may last... but this I can say, that a war more unjust in its origin, a war more calculated in its progress to cover this country with permanent disgrace, I do not know, and I have not read of." “我无法判断这场战争会持续多久……但我可以说，我从不知道、也从未读到过，还有哪场战争的起源比这场更不正义，还有哪场战争的进程比这场更蓄意让这个国家蒙受永久耻辱。” 这番话在全场引发了长时间的骚动，但他的声音没有成为主流。 4月9日投票结果出炉：271票反对不信任案，262票支持不信任案。不信任案被否决，墨尔本政府保住了执政地位，巴麦尊的政策得以继续推行。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澄清：有一个流传极广的说法称，“英国议会以九票之差通过对华战争议案”。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英国议会档案中根本不存在“对华战争议案”的投票记录，实际上是“不信任案以九票之差被否决”，而不是“战争议案以九票之差通过”。这个误读流传甚广，可能是因为反对党确实打了“道德牌”，不信任案的辩论中，反对党对鸦片贸易的批评与日后的反战论述有相似之处，后世很容易把“对政府政策不满”的投票，误读为“对战争本身的投票”。英国政坛的政客们怎么会关心大清帝国子民的死活？他们只是政见之争，自己窝里斗，对于给其他国家带来的灾难，他们根本不关心，他们是利益共同体，并不反对对外战争。内阁挺过了不信任案，战争机器继续全速运转。 1840年3月24日，英舰“德鲁伊德”号率先抵达澳门海面，加入远征军序列。 6月9日，“鳄鱼”号驶抵金星门。 6月16日，东印度公司武装汽船“马达加斯加”号抵达珠江口外。 6月21日，陆军总司令伯麦率领的先遣舰队抵达澳门湾外。 6月28日，懿律率领的主力舰队抵达澳门港外，正式封锁珠江口。这支舰队由战舰16艘、蒸汽军舰4艘、运输船27艘、运兵船一艘组成，海陆军合计约六七千人。舰队旗舰是装有74门炮的战列舰“麦尔威厘”号。而此时，伦敦的军费拨款案还没正式走完程序。 1840年7月27日，议会才正式通过了对华远征的军费拨款，而仗已经打了一个月了。这就是19世纪英国殖民扩张的典型节奏：内阁开路，议会善后，东印度公司垫钱，纳税人买单。英国发动的这场战争，议会的政客们刻意回避正义性，以国家尊严来掩盖鸦片贸易的罪恶，这就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叙事嘴脸。面对英国军舰陆续到来，林则徐在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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