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疆又予  校对/吴嘉杭

清咸丰三年（1853年）某夜，在床铺上辗转反侧的曾国藩久久无法入睡，想到白天自己差点被绿营军的兵痞给砍了，不由得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

于是，起身拿起纸笔便给咸丰皇帝写奏折，欲将这新仇旧恨一股脑的发泄出来。正在书写之间，不由得听到背后呼吸之声，曾国藩扭头看到欧阳夫人拿着茶杯侍立在自己身后。

看到为自己担忧的夫人，曾国藩心中顿时生出柔情和愧疚，这火气也就消了一半。他接过欧阳夫人手中的茶说道：“快去睡吧”。

欧阳夫人回道：“看到你忧心忡忡的，我怎么睡的着。今天的事情我也听说了，既然做官做的不舒心，不如就回家去，在北京的时候你不就想辞官么”。

曾国藩叹了一口气。原本他想母亲去世守孝，可以好好在家做学问，不过皇帝下旨加上亲朋好友的劝说，他还是出山办了团练。既然事情已经做了，就一定要做出个样子来，像现在这样灰头土脸的辞官，他是万万做不到的。

欧阳夫人知他性情，看他一言不发，便将话锋一转说道：“要不先请个假，陪我回娘家衡阳看看，自从嫁给你，我也十多年未回娘家，其他事情等回来再说”。

欧阳夫人话音刚落，曾国藩便计上心来。“衡阳、衡阳”，这两个字在他脑中盘旋了一阵，他再看看写给咸丰皇帝的奏折，又想了想湖南巡抚骆秉章说的那句“打仗还得靠他们”。

曾国藩一下子站了起来，对欧阳夫人说：“就去衡阳”。随后便将给皇帝的奏折撕了。欧阳夫人觉得他举动有些奇怪，正欲问询，曾国藩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觉得，给皇上写奏折，即使皇上站在他这一边，把骆秉章和鲍起豹革职拿问，其他湖南官员还是记恨他，难道还能把湖南官员全部革职么！况且，皇上站谁一边还说不准。

不如自己练一支战斗力远远超过绿营军的劲旅，打几个胜仗，这才是挽回面子，在湖南站稳脚跟的唯一方法。既然要练一支所向披靡的军队，先要选一个好的地方。

湖南情况复杂，不宜练兵，而衡阳相对比较僻静，是个练兵的好去处。于是，曾国藩决定不与湖南官场争一日之长短，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去衡阳练兵。

军事训练和行军打仗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不是任何人都干得了的，而且曾国藩一介书生，从来没有从事过与军事相关的任何工作，具体怎么做才能练就一支攻必克、战必胜的军队呢？

在去衡阳的路上，曾国藩日日苦思冥想。这一日傍晚，在距离衡阳不到两日步程的地方，曾国藩一行人安营扎寨。晚饭时间，随从对他说，有位自称是他友人的书生前来拜访，说自己姓郭。

曾国藩知是好友郭嵩焘到了，喜出望外，连忙和随从一起出门迎接，热情堪比当年曹操迎接许攸。见到郭嵩焘，曾国藩说出了自己的困惑。郭嵩焘便说，当年满人入关都把《三国演义》当兵书去看，曾公何不效仿。

曾国藩说，自己自幼便熟读《三国演义》，但那毕竟是小说家之言，怎可轻信。郭嵩焘说，事情或许是假的，但是做事的方法或许可以借鉴，曾公目前的状态好比当年刘备，欲取西川作为根基，但却不知何处下手。

郭嵩焘走后，曾国藩又仔细的研读了《三国演义》中刘备欲取西川的那一段，只见书上写道，“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

读到这里曾国藩突然明白了。虽然自己不知道一支强大的军队是怎么样的，但是大清的正规军，八旗和绿营是多么窝囊，多么百病丛生，自己可是门清。既然每事必反，那就得明白正规军是什么样的。他们怎样，湘军就和他们反着来。

有了方向便有的放矢，曾国藩将自己做京官时，收集的关于军队的材料又认真的研究了一遍。他发现正规军主要有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军队实行低饷制。自明朝朱元璋开始，官员们就实行薄俸制，在军队就叫低饷制。

普通的绿营士兵一个月薪水是白银1两3钱6分，还有三斗大米，加一起共二两白银，相当于现在每月400元人民币。因为满清时期妇女是不工作的，所以这400元就是一家人的收入。不难想象400元连一个成年人都养不活，就更别说养一个家庭了。

由于收入过少没法生活，所以士兵们都不得不兼职第二职业，有出去卖菜卖肉做小买卖的，有给大户人家看门护院当仆人的，有给人剃头、修脚耍手艺的等等。

士兵们的心思根本不在行军打仗上，每到操练军事技术的时候，士兵们怕耽误了自己的生意，能不去就不去，实在躲不过去就雇人冒名顶替，这样的军队当然不会有战斗力。

第二是军官们腐败。士兵们在低饷制面前的反应是出去搞兼职，握有权力的军官们就搞腐败。

首先，军官们惯用的招数就是吃空饷。一支部队本来一万人，报两万人，平时看不出来，但是真到打仗的时候，冷兵器时代的人数差距可就是天壤之别了。同样都是两万人，对手是真实的两万，自己才一万，兵力少了一倍，取胜难度立马增加了数倍。

其次，出租军事设备和军事用地。军官们常年将士兵操练的操场出租，士兵平时没有地方训练（也不愿意训练），作战技术生疏，遇到战事当然不可能取胜。

除了操场外，军官们还将部队的军舰、马车等军事设备出租给商人、大户或高官做运输工具。遇到战事，不是军事设备年久失修不能使用，就是士兵们根本不会使用。

最后，比这两项更可恶的是，军官们还违法犯罪走私护私。在鸦片战阵期间，广东水师就经常帮助鸦片贩子运送鸦片牟利。军官们都不把心思放在管理军队和军事技术操练上，遇到战事只能是一败再败。

第三是，正规军中，将领与将领，士兵与士兵，将领与士兵，还有各支部队之间都不熟悉。这种不熟悉使得整个部队很难整齐划一、协同作战，甚至有些时候各个部分之间互相嫉妒和仇恨。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有历史渊源的。在五代十国时期，各个王朝“你方唱罢我登场”，一国一姓可能才几年就被另一国另一姓代替了，而且很多时候，取代当今皇上的人，就是当今皇上的某个武将。

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重复发生，宋太祖赵匡胤就炮制出“兵为国有”制度代替“兵为将有”制度。

简单来说，就是平常训练士兵的是一批将军，但是带兵打仗的是另一批将军，而且士兵也是临时抽调，即平时士兵门在甲兵团训练，但是真到打仗的时候，所有的士兵打乱重新随机分配，然后组成乙兵团再和几个从没见过的将军出征。

这样的好处是，大家互相都不认识不熟悉，都不敢说心里话（交浅言深人生大忌），也就不可能组织起来造反，大家都只听皇上的，皇上及其家族比较安全。但坏处是，大家不熟悉，既然组织不起来造反，同样也组织不起来有效的防御和进攻（除非皇上是个很厉害的皇上，因为只有他有组织力量）。

满清在军事上也使用了这一套，但是由于满人对汉人的猜忌，所以满清变本加厉，为了牵制平衡各方势力，还互相挑唆。到了晚清时期，部队互相之间貌合神离，看到兄弟部队胜利的时候忌恨，遇到兄弟部队失败的时候见死不救等着看笑话，军队毫无凝聚力可言。

第四是，组织中缺少文化，缺少精神力量。满清的正规军由满人为主体的八旗和汉人为主体的绿营组成。由于重满抑汉，所以八旗的工资比绿营高很多，但是即使是物质基础殷实的八旗，在康熙年间战斗力就已经衰落了。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物质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在物质力量达到极限后，正规军没有重视文化、精神力量，将士们不知道为什么还要打仗。久而久之，就挥霍丰厚的物质基础，走向堕落和腐败。

满人开始很厉害，就是因为有想推翻明王朝入主中原的梦想。可在成功之后，就逐渐退步了，这就是没有精神力量，没有组织文化造成的。

第五是用人不当。不论是八旗，还是绿营，他们士兵的身份是世袭的，也就是不论这个人适合不适合当兵，是良民还是地痞无赖，只要家里有当过兵的，这人就有资格去当兵，军队也不审查，而是来自不拒。

社会上很多地痞无赖、游手好闲的人，为了混饭就靠着这个关系当兵，这种人慢慢多了，劣币驱逐良币，劣民驱逐良民，军队就多是无赖之徒，再加上军队毫无管理可言，战斗力只能一降再降。

经过这么一番分析，曾国藩对湘军未来要走的路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方向，开始了每事与之相反的建军历程。

现代一位投资大师在评价股神利弗摩尔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生自我改进的道路仅有两条，一条是从自己的经验和错误中领悟并汲取教训；另一条就是借助他人的思维和经验教训来启发自己。这两条路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人们必须悟出和惯常的、旧有的思想模式、行为模式截然不同的地方。”

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因此任何人如果无法打破自己旧有的行为习惯，旧有的做事系统，不能从自己的实践，从他人的经验教训，从书本的知识当中领悟到新意，就一定还会在原来的思路和习惯中打转，就会像拉磨的驴一样，中了命运的圈套只会打转而无法前进。

换而言之，能够改变每个人的人生境遇，或者说命运的唯一方法，就是打破自己的旧习惯，在旧有的运转体系之外，从书本上、自己的经验教训和他人的经验教训中，掌握并运用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新的思维，获得新的资源。

可是，很多时候，要想获得新的思想、新的知识、新的思维、新的资源又谈何容易。因为人们往往没有方向，但曾国藩的经历却给了人们良好的启迪。

因为人们至少对自己和自己生活的环境是非常熟悉的，用逆向的思维与自己旧有的行为模式去对抗，特别是那些不好的、失败的地方去每事必反，也许并不一定就会成功，但是却开启了人们打破旧模式，改变命运的一个契机。

曾国藩就是在这样的思维下去训练湘军，先研究同类企业怎么不好，为什么不好，具体失败在那里，然后再针对这些问题，设计一套避免犯同样错误的制度、方法和系统。那么他是怎样设计的，他的设计会有效果么，他又会遇到什么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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