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碎片论”却很执着，将其当作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信心满满地以为将之忠诚地照搬过来就可以解决中国的语文教育问题。殊不知，这样的“大概念”“碎片论”，其哲学基础乃是解构主义，是对真理的解构。从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说，与实践真理论背道而驰。
从根本上来说，照搬异域的理论，不加以分析批判，这是教条主义。正是因为这样，对教材中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如果读不懂当年反教条主义的重大历史意义，自然也就领悟不出自己正身陷现代教条主义透明的罗网之中。
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反复批判硬搬苏联式的教条，完全脱离中国革命实践。实践用鲜血证明了教条主义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教条主义的代表王明重印了他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还要求全党学习。毛泽东此文对教条主义进行批判，把问题的焦点定位在哲学高度上，主要是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对立统一。马列主义是“普遍的”，中国革命是“具体的”“特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处于统一体中，相反相成，相辅相成。但是，毛泽东坚持：“尤其重要的，成为我们认识事物的基础的东西，则是必须注意它的特殊点。”［1］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其特殊性，是“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个别事物的特殊的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地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2］。顺理成章，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是决定本质的主要方面。毛泽东批判教条主义者“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3］。毛泽东从矛盾的对立统一转化，分析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的特殊性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是对从黑格尔以来的辩证法的一大发展，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这样不朽的经典难道不经过大概念的整合就会成为“碎片”吗？相反，《改造我们的学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理论上通过分析得出初步的综合，综合又进一步分析，层层深入，构成严密的系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则是在三十多年后的历史关头，以实践真理论，针对当时严峻的社会矛盾，及时作出切中肯綮的阐释，为我国改革开放在理论上确立了合法性，从而成为新时期拨乱反正的进军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