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我去珠海补了一颗牙，医生说需要做根管治疗，这样我每周都要去做一次要连续去珠海四趟。
小时候我吃了好多糖和甜食，久爺爺喜欢买糖给我吃，各种各样的糖，有奶糖、水果糖、夹心糖、牛轧糖，太妃糖，还有达姑寄来的各种巧克力。盒子说我对巧克力有着敏锐的鉴赏力，这鉴赏力就是这么来的。久爷爷他自己也吃，后来两个人都吃出了虫牙。糖真甜啊，特别是用牙齿咀嚼的时候，真是一种特别甜美快乐的感觉。但是有多甜就有多痛，是不是所有快乐的事情都要付出代价呢？牙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所以我从小到大经历了很多次的牙疼。
即便如此，我也不想停止享受这种简单的快乐，长沙有一家糖果饼干厂，伟伟的姐姐在考上长沙铁道学院之前曾经在那里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他们家那时候经常可以吃到一种当时最时兴的糖果，高粱饴，糖果饼干厂还生产一种有鸡鱼猪大象等各种动物形状的动物饼干，伟伟有时候会带给我吃。上世纪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还在延续，每家只能留一个子女在家里，其余的子女必须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独生子女家庭自然就可以享受留城政策。我想我既然不用下乡，那干脆就到糖果饼干厂去工作吧，这样的话吃糖吃饼干就更方便了。所以那时候我对自己前途的设计就是去糖果饼干厂当一个工人，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满足的人，总是满足于一些微小简单的快乐。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们刘氏家族敏感的捕捉到了这个改变命运的机会。刘家八兄弟姊妹，其中五个是教师，所以他们的孩子也算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在长沙的几个孩子，正是即将面临高考的年龄，家长们开始给我们补习功课。久爺爺是语文教师，会一点英文，暑假的时候，坚哥、静妹、念弟，还有周叔叔的大儿子希伢子，就到我们家来补习语文和英语，久爺爺给我们讲《古文观止》，教我们一些最基础的英语。达姑也从广州给我寄来了《英语900句》、《灵格风》等英语教材和教学唱片。
在南门口我们家当年那个简陋的小平房里，兄弟姐妹几个一边玩一边学习知识。男孩子们下象棋，逗蚂蚁。我们会把一粒剩饭放在地上，看着成群结队的蚂蚁来搬，小蚂蚁搬不动的时候会去叫上大蚂蚁，最大的蚂蚁叫王婆婆，每当王婆出来的时候，那阵势就不同了，我们这些孩子就会高兴的给它配音，配上电影《地道战》里的《鬼子进村》音乐，加上当年孩子们自己配的词：“糖粒子，饼干，油条，炒米糕……”
周叔叔是久爺爺多年的好朋友，在铁路局工作，是一个聪明有品的人，他会说，茶要喝第二道水最好喝，他还知道什么样的火焙鱼是最好吃的。他送给我们家一件工艺品，一条好看的热带鱼瓷器摆件，在那个鲜有摆饰的年代显得很亮眼。我经常盯着那条瓷鱼看，后来不小心瓷鱼的尾巴碰断了，我们家依旧摆在五斗柜上，舍不得把它扔掉。久爺爺说周叔叔要是有文化，那就更不得了了。
希伢子也很聪明，象棋下得很好，但是他对学习没有什么兴趣，一个暑假下来他就掌握了一个英语单词fish，因为他喜欢吃鱼。
希伢子高中毕业也去铁路局参加了工作，20岁的时候在一次火车事故中殉职了，周叔叔痛苦万分，经常来我们家说一些后悔的话，后来信佛做了居士。
相比而言，我们这些刘家子弟都算是爱学习的，因为年龄小也并不知道考大学究竟意味着什么，但光是学习这件事情就可以让我们感觉很有意思。
我高中的时候，久爷爷任教的第二十一中学给他分了一套房子，我们家从南门口搬到了雨花亭。二十一中离二中有7站路，坐公共汽车要转一趟。当年交通工具不发达，城市交通除了自行车，就是公共汽车。坐公共汽车的人多，特别是上下班高峰期间，乘车像打战一样，大家追着公共汽车跑，等车停好，车门口已经围满了人，车上的人下车都只能冲破人障挤下来，甚至有弱的下不来车被人群又挤了回去，上车的人使劲往里面挤，一边喊：“往里面去一点！再往里面去一点！”最后挤上去的那个人经常是衣角都夹在车门外面。挤不上去的，只能等下一趟，一等又是十几分钟，所以大家挤车都是拼了命的挤。鉴于乘车难，家里让我寄住在离二中稍近的六叔叔家里，我记得大约有一年左右的时间。
六叔叔是长沙市第十一中学最好的物理教师，所以我们的物理学科是由六叔叔帮我们补习。记得有一次他给我和念弟讲自由落体，讲到在比萨斜塔的试验，1590年，伽利略在比萨斜塔上做了“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实验，得出了重量不同的两个铁球同时下落的结论，从此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物体下落速度和重量成比例”的学说。他说因为比萨斜塔的这一次实验，人们才信服了。结果我听成了幸福了，就有些不解，随后念弟也问：“这个为什么会让人们幸福呢？”六叔叔说：“是信服，大家这才相信。”我们就都笑了起来。
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80年代初的那几年，是刘氏家族的高光时刻。1977年达姑家的彬姐、卫姐率先考上了，1978年刚读完高一的坚哥提前参加高考也考上了，1981年，我和青妹考上了，1982年念弟考上了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这些年，还有树伯伯家的四个，增姑家的四个也都考上了，连续几年，刘家的第三代子弟通过高考的有十几个。静妹第一年像我一样，没有考上，就放弃了复读，因为我五婶不敢相信刘家里的人“只只蚂蚁上得了树”，现在想起来，假如静妹跟我一样去复读，一定能考上大学，我们那个年代，复读考上的成功率很高，刘家里的人走读书这条路没有错。果然静妹后来生了个女儿叫静妮，也是一个学霸。
后来坚哥被公派到巴黎读博，念弟被公派到美国读博，现在他们都留在了当地。
1979年，久爺爺和久娭毑收到了右派平反通知书，久爷爷捧着通知书，双手颤抖，几近哽咽的把平反通知书念了一遍，久娭毑则很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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