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余秋雨的《中国文化课》，“重头戏”来了。
从第一讲到第55讲，从春秋到满清，说是梳理文脉，感觉节奏很快，几乎是泛泛而谈。从第三单元，第55讲开始讲儒佛道，说是要攀越一系列思想高峰，语气不一样了：
“希望大家能够静下心来，以庄严的态度进入这一单元。这是因为，正是这一单元，使中国文化有了高尚灵魂，并与天地接通。大道之行，是一切文化行为的起点和归结。哲学和宗教，在任何一种大文化里都具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崇高地位。”
喝一口红茶，稍微坐端正了点，想：要不要继续读？说实话，一大把年纪的人了，对攀越思想高峰这事，颇有畏难情绪。而且，说来惭愧，在攀高峰之前，已经产生了太多的疑问。
文化包罗万象，其定义多达200多条。著名思想家殷海光先生在《中国文化的展望》中梳理了一下，中外学者给出的定义分别侧重于六个方面：
记述的定义；
历史的定义；
规范性的定义；
心理的定义；
结构的定义；
发生的定义。
余先生综合各家，给出定义最凝练：
文化，是一种成为习惯的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
但是他从孔子讲到章太炎，其间除了唐朝，很少提及古人的生活方式，或者说在刻意回避什么。又想，反正读书就是休闲，随他攀越一回高峰也是好的。不急，慢慢攀。
讲中国文化，儒在前，佛和道在后。
文化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余先生在第一单位就提到过，儒家所设计的集体人格是“君子”，因此君子之道也成了中国文化的思想重心。开个玩笑，按照儒家的设计，身为集体的一员，我理应成为君子，但种种原因，显得比较像“小人”。
余先生说，中国文化所设计和追求的这种集体人格，显然与其他民族很不一样。
疑问来了，到底是中国文化还是儒家设计的“君子人格”？其次，谁有能力设计集体人格？
抛开生活方式不谈，同时抛开主导秦制二千年的法家，中国文化至少包括佛家和道家，最终形成的集体人格，设计者怎么可能是儒家。更何况，汉武帝独尊的儒术，还是孔老夫子的儒家之术吗？再次，人格可以塑造，有能力塑造集体人格的是什么？只能是制度。正如余先生在前面讲到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贫农出身的朱重八，听不得孟子的“民贵君轻”，把儒家的二号人物踢出了孔庙。在贫农朱重八面前，儒家啥也不是。有明一朝，文化专制加上特务统治，导致了知识分子集体人格全面倒退
扯远了，同为集体人格，且看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差异。
余先生说：
十六世纪到中国来的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他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数十年精深的研究，很多方面已经一点儿也不差于中国文人。但我们读完长长的《利玛窦中国札记》就会发现，最后还是在人格上差了关键一步。那就是，他暗中固守的，仍然是西方的“圣徒人格”和“绅士人格”。
什么意思？“圣徒”和“绅士”，显然不如君子。文化优越感，油然而生。
利玛窦来华传教时，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按余先生的说法，欧洲从中世纪的梦魇中彻底苏醒了。苏醒之后精力旺盛，文化灿烂，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开始产生了尴尬。中国文化的整体格局和气度，在明、清两代显得弱了，散了。对比之下，我们即便“产生了尴尬”，即便“显得弱了”，集体人格仍然在欧洲之上。
为什么不能稍微“君子”一点，谦虚一点，称赞一下“圣徒”和“绅士”？
且看余先生的宏大叙事：
“君子”作为一种集体人格的雏形古已有之，却又经过儒家的选择、阐释、提升，结果就成了一种人格理想。儒家谦恭地维护了君子的人格原型，又鲜明地输入了自己的人格设计。这种在原型和设计之间的平衡，贴合了多数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和文化选择，因此儒家也就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是谁有权力让儒家取得独尊的地位？熊逸说，是皇权，是汉武帝。）
这种理想设计一旦产生，中国文化的许许多多亮点就都向那里滑动、集中、灌注、融合。因此，“君子”二字包罗万象，非同小可。儒家学说的最简捷概括，就是“君子之道”。这也就是说，人格在文化上，收纳一切，沉淀一切，预示一切。
任何文化，都是前人对后代的遗嘱。最好的遗嘱，莫过于理想的预示。
后代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中国文化由儒家做了理想性的回答：做个君子。
做个君子，也就是做个最合格、最理想的中国人。
什么叫君子且不说，端看当今之世，宗庆后塌房，释永信塌庙，天水幼儿铅中毒，商家的地沟油、苏丹红、注水猪、三聚氰铵，电信诈骗，专家学术造假，教授的“遥遥领先”，小人随处可见。君子呢？
君子到哪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