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之所以质疑屈原，其实是因为屈原本身具有特定时代的特殊性。而《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重要的史书，对于屈原这样重量级的历史人物，竟然只字未提。难道司马光对屈原也有所质疑吗？如此奇怪的现象，当然不至于等到今天才被我们发现并感到吃惊。其实，古代的读书人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
清朝初年，有一位学者叫李因笃，才学很高，名满天下，却始终不肯做官。一流的学者都愿意与他结交，李因笃也熟读《资治通鉴》。有一次，他和顾炎武聊起自己的读书心得时说，《资治通鉴》并不记载文人的事迹。屈原被司马迁捧为“与日月争光”，但《资治通鉴》却对他只字未提。至于杜甫，仅仅因为王叔文在某个特定场合吟诵了他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杜甫的名字才在《资治通鉴》中被提及了一次。
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有非常明确的取舍标准。在“舍”这一方面，文学首当其冲被排除在外。所以，在《资治通鉴》里，和文学，甚至可以说与文化有关的内容都非常少。李因笃的发现没有错，他只是没能理解司马光为什么要这样做。
顾炎武对此表示能理解，他说，这部书的重点在于“资治”，文人墨客并没有多少“资治”的价值。顾炎武还引述了一个典故：唐文宗曾亲自把翰林学士丁居晦提拔为御史中丞。在正式发布任命诏书的当天，唐文宗对宰相大声说，朕曾问过丁居晦，有流行语把杜甫、李白几个人合称“四绝”是怎么回事？丁居晦回答说，这不是皇帝应该操心的事情。因为这句话，朕记住了丁居晦，相信他的见识配得上御史中丞这个职位。顾炎武最后还点题式地奚落了一下李因笃：你看你的见识照唐文宗可差了一截。
顾炎武和李因笃的这段对话，出自顾炎武的学术笔记《日知录》。这个书名源自孔子的高徒子夏，“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意思是每天都能学到一点新知识，日积月累，最终成就非凡。
顾炎武的“日知其所亡”，看似比李因笃功力深厚，其实两个人都跑偏了，偏就偏在把屈原当成了文人，但先秦时代其实并不存在“文人”这个概念。屈原虽然能写诗，文学水平极高，但他并没有因此成为一位文人。他是政治核心圈里的贵族，变法和外交才是他的本职工作。写《离骚》只是为了排解闷气；写《九歌》，很可能是为了服务楚国特有的祭祀典礼。
抛开所有文学成就不谈，屈原至少是楚国政坛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或者至少值得用三言两语交代一下。总不能因为他会写诗，就抹杀他在历史上的痕迹，忽略他的人生对于《资治通鉴》所特有的意义吧。
古代中国一流的学术笔记，除了明清之际顾炎武的《日知录》之外，还有宋元之际王应麟的《困学纪闻》。王应麟对于《资治通鉴》不提屈原也有自己的看法，不过没写在《困学纪闻》里，而是写在《通鉴答问》里。
《通鉴答问》顾名思义，全书采用问答形式，围绕《资治通鉴》展开。关于屈原的问题，书中提出：孔子著《春秋》是编年史，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也是编年史。按理说，《资治通鉴》复兴了孔子的传统，但《春秋》惩恶扬善，连微小的善行都要表彰，为什么《资治通鉴》反而删掉了屈原这样的伟大榜样？
《通鉴答问》原文写道：“《春秋》包秋毫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如此对比，似乎司马光非蠢即坏，反而儒学造诣并不算太好的司马迁对屈原大为称赞，说屈原的心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与日月争光”这个短语就是这么来的。
所以《通鉴问答》的质疑显得特别在理，书写历史，以史为鉴，《资治通鉴》的意图当然没错，但最有价值的不就是惩恶扬善吗？要做到惩恶扬善，当然要树立好榜样和坏榜样，对好榜样要极力褒扬，对坏典型要严厉批判。要问历史上的好榜样，有几个人比得上屈原呢？
王应麟对此的回答是：《春秋》的惩恶扬善精神，《资治通鉴》虽然学了，但好像没学到位，所以朱熹才另写了一部《通鉴纲目》。屈原的伟大人格虽然被《资治通鉴》埋没了，但终于被《通鉴纲目》发扬光大。朱熹看不过《资治通鉴》不载屈原，所以在《通鉴纲目》里专门补充了相关内容。但司马光到底为什么要删掉屈原的戏份？朱熹并不清楚，王应麟也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难道就没有人探究过司马光的用心吗？当然有。倘若深究一下，《通鉴问答》所说的“《春秋》包秋毫之善，《通鉴》掩日月之光”，并非王应麟的原创，而是从刘羲仲的《通鉴问疑》里抄录来的。刘羲仲的身份有点特殊，他是刘恕的儿子。
当初，司马光主持编修《资治通鉴》，招揽史学人才，有三个最得力的助手：一是刘攽，负责起草《资治通鉴》两汉史的内容；二是刘恕，相当于《资治通鉴》的副主编，同时承担魏晋南北朝和隋朝内容的起草工作；三是范祖禹，唐史专家，负责《资治通鉴》唐、五代史部分。后来，范祖禹因与司马光的史学观念不合，单独撰写了一部《唐鉴》。
刘羲仲作为刘恕的儿子，勉强算得上《资治通鉴》成书的半个亲历者。他所写的《通鉴问疑》，记载了父亲刘恕和司马光关于编修《资治通鉴》的各种议论，是《通鉴》学研究的一手资料。刘羲仲在书中提到，父亲刘恕做的是史料性质的工作，专注于史实考证和编年，至于取舍标准和道德判断，则全部交给司马光处理。刘羲仲还谈到，自己无缘得见司马光，因此不太清楚司马光的史料取舍标准。
阅读《资治通鉴》时，刘羲仲的疑问该向谁讨教呢？他的父亲和司马光都已不在，书界元老硕果仅存的只有范祖禹。于是，刘羲仲把问题整理出来，向范祖禹请教。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屈原的：为什么《资治通鉴》包罗万象，却偏偏把屈原的事迹删得一干二净？
问题发出后，迎来了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范祖禹认真给出了回答。他先夸刘羲仲善于提问，提的都是好问题，然后说这些问题都是自己和司马光探讨过的，因此自己的解答应该能让刘羲仲和其他同样怀有好奇心的知识分子满意。坏消息是，范祖禹以上这些话，刘羲仲抄录在了《通鉴问疑》里，但刘羲仲并未抄录范祖禹的具体回答，范祖禹本人也没有存底稿。因此，我们仅知道以下两点：
第一，司马光对于屈原的删节确实有过认真考虑，并非疏漏。
第二，司马光并不否认屈原的“日月之光”，还专门为他写过一首诗《五哀诗屈平》，这首诗字里行间充满赞美，最后一句是“空余楚辞在，犹与日争光”，这与司马迁的评价并无二致。
当代学者对此问题也有各种推论，其中最合理的一种意见是：屈原的才干和职场经历与王安石过于相似，司马光不愿让《资治通鉴》的读者产生这样的联想。问题是，如果这就是司马光深藏于心的动机，他肯定不会与范祖禹讨论。无论如何，这些推论即便言之成理，也只能是死无对证了。
——出自《熊逸版资治通鉴》
从李因笃的困惑到顾炎武对“资治”的解读，从王应麟的质疑到刘羲仲的史料残篇，屈原缺席《资治通鉴》的谜题，隐藏着中国史学编纂的深层逻辑。司马光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为标准，大幅删减了文学、文化等非直接政治实践的内容——在他看来，屈原的《离骚》虽然动人，却不如变法、外交、军事等事件更能为帝王提供治国的镜鉴。
这种取舍未必是对屈原的否定（司马光曾写诗赞其“与日争光”），但深刻反映了传统史学“以史资治”的核心定位。正如不同史书各有侧重：《史记》为人物立传，《通鉴》为治国留鉴，《通鉴纲目》则以道德褒贬补全视角。也许，正是这些差异让历史的多面性得以保留——屈原的光芒并未因一部史书的缺席而黯淡，反而在不同时代的解读中，成为跨越时空的精神坐标。
史书的选择，终究是编纂者对“何为重要”的回答；而历史的魅力，恰在于这些回答背后的时代温度与思想重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