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话是很有道理的。人的这辈子，总会碰上些好坏事。好的尚可，坏的就麻烦。幸运的是，我们身边总有亲人和朋友在，会尽可能的帮助咱们脱离坏事。当然，很多坏事是具有非常强烈的隐蔽性，有的甚至是糖衣炮弹。在他面前，很多人难以招架，不管布衣，还是达官贵人，即便面对善意的提醒或者帮助，都会置之不理，还会抱怨多管闲事，然后义无反顾的朝坑里跳。待到伤痕累累，亦或生命即将终结时方明白。可是，所有的所有已经晚了。
今天要讲述的是袁世凯和严修的故事。袁世凯无需多言，那是名声在外。严修呢，有的人不知道。但提起南开大学，估计很多人久仰其名。严修就是这所学校的创始人，被誉为“南开校父”。严修，字范孙，号梦扶，别号偍屚生。严修出生在清朝末期，先后考取秀才，进士。说起秀才，给人印象多是迂腐，穷酸，干不成什么大事，徒留笑柄。但这些在严修身上没有丝毫的呈现。相反，他的思想非常开明，不同于那些封建官吏，积极倡导新式教育。他官至翰林院，担任学部侍郎，掌管全国教育。
为此，他曾奏请光绪帝开设“经济特科”，想借机借改革清朝科举制度。本来是好事，却不曾想到，他的老师徐桐对此极力反对。徐桐当时是理派大臣，可谓顽固保守，对西方这个词深恶痛绝。对戊戌变法更是严重的抵触，倒是受老佛爷慈禧的喜爱。现在，哪壶不开提哪壶，学生也不行。因此，严修从贵州任职回京时，他得知这个消息，直接在家门口贴个公示：严修非吾门生，嗣后来见，不得入报。严修不顾这点，坚持要拜见老师。谁知，徐桐铁了心的拒绝，还公然中断师生关系。
这下，严修没辙了。郁闷的时候，他受徐世昌邀请，去看袁世凯操练新军。这徐世昌兄弟当年进京赶考缺少盘缠，曾得以袁世凯资助，功成名就后，彼此也就成为了好朋友。徐世昌的成绩也非常优秀，却始终未得以入翰林院，因为当时的大学士李鸿藻不看好他。徐世昌并不计较，反而向李鸿藻推荐袁世凯，通过这层关系，袁世凯最终为李鸿章所常识，特意向朝廷推荐他督练新军，这个举动成为袁世凯发展的起点，以至于后来有举世闻名的大动作，同时也成为徐世昌仕途中走向发达的转折点。
当时的袁世凯操练新军，制度是非常严格的，绝对有治军的范，深受严修的认可。就这样，两人开始交往，还成为了好友。新政开始后，袁世凯也在朝中站稳脚跟，也极力推荐严修大刀阔斧的进行教育改革。好事多磨，众人努力下，经济特科算是正式运营，也成立了教育部。可惜好景不长，摄政王载沣上台后，风向突转。首先罢免了袁世凯的官职，给他了个莫须有的“足疾”，让其回家颐养天年。严修为此很愤怒，不仅公开上书抗议，最后干脆辞职回家。他决定不再涉及政务，把全部的身心投入到民间教育。
辛亥革命爆发后，大清王朝终于垮塌，不复存在。为了维护最后的机会，朝廷重新启用袁世凯。得到内阁总理的职务，袁世凯就赶紧找严修，希望他也再次出山。可是，不管袁世凯怎么说，给多少利润，给多大的官职，严修都很委婉的拒绝。不过，严修是个很讲究的人，他不做官，但对朋友的情谊丝毫不忘。他先后带袁世凯的儿子出国历练留学，增长他们的见识，丰富阅历，以便他们尽快有所建树，成为国家的栋梁。足见其对朋友的诚挚，用心更可谓良苦。
袁世凯决定复辟时，严修也是不同意。考虑许久，他给时任总统府机要局张一麐局长写了封信。这个张一麐局长也是不赞同帝制的。严修在信中说，从世界格局来看，帝制存活很难。作为朋友，他力劝袁世凯，如果不复辟帝制，他算得上个伟人，如果复辟，内对不起自己的本意，外对不起国民。对大清前朝没法交代，也不能面对千秋万代。他还强调，国家亡与不亡，在于政治之进退，宪法之优劣，人才之消长。你现在这样做，是“欲以无信立国，而以无耻导人。金钱炫其前，铁钺劫其后；誓词等于谐谈，明令视如诳语。”
这封信堪称严修的肺腑之言，公正客观的帮袁世凯分析称帝所带来的麻烦，要他慎之再慎。可是，被帝制欲望冲昏头脑的袁世凯已经难以听得进去。他依旧我行我素，最终还是宣布称帝。果不其然，终究因为多方面的反对，称帝只有短短的83天。现在也有人据此认为，袁世凯其实半天的皇帝都未做。因为这个时间只是中华帝国进入筹备阶段直至失败的期限。不管怎么说，不管有何评价，袁世凯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还是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给社会的发展能带来诸多深思。
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袁世凯临终时彻底明白了这个道理。他很后悔没听严修的劝说，对严修更是大加赞赏，说严修是不在乎名利的国士，国士在前，劝他他不听，自取其败，怨不得别人。可是，鲜活的生命终究难以再轮回。袁世凯过世后，严修对于这位朋友，从无任何的褒贬。1929年3月14日，严修在天津病逝，享年69岁。遍及世界各地的南开校友捐款，在南开中学建“范孙楼”，并塑造了铜像。1992年，南开大学又塑铜像于校园，以此来纪念严先生矢志新学的功绩和对祖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文/孙新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