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若水到南京担任礼部尚书的第二年，听闻衡山有神禹碑，在岳麓山的地下被发现了，当时就想去观看但没能去成。又过了一年，即嘉靖十四年乙未（1535年）的秋天，有位湖南湖北一带的读书人将摹拓的神禹碑文送给他看。
愉快地观赏并仔细察看，湛若水发现碑文字体笔画奇特古奥，与后来大篆的笔法完全不同，而且碑石又有剥落缺损，即使是熟悉古篆的人，也仅能辨认出其中一两个字。既然无法识读碑文中间写的是什么，唯独在碑末有小楷书写的“右帝禹刻”四个字。
等到考证韩愈、刘禹锡、盛洪之、徐灵期等人的文章后，又把几种说法结合《禹贡》来看，大禹从岷山疏导长江，经过湖泊流入大海，途中经过南岳，登临祭祀并在山上刻石，就是这块碑。
然而韩愈、刘禹锡两位先生大概都是只听说过却没来得及亲眼见到。湛若水认为正好正赶上它数千年后重新现世的时机，又得以亲眼观赏，深感幸运。
他又说，这预示国家将享有休美嘉善的治世，而文明的气运正应当大大开启，如果这样，那么这又不仅仅是个人的幸运。甘泉门生、新会人容璊，是位有孝行、重感通的读书人，看到碑文后非常喜爱，于是请求用精良的拓摹技术重新翻刻，将两块碑的内容合为一幅，安置在维扬甘泉山书院仰宸楼下的中堂，使前来求学的人能够共同观赏。
即使不一定能识读碑文的字义，但看到它奇特古奥的形状字体，想象古代圣人心灵手书的痕迹，就如同亲眼见到了古代圣人的仪容形貌，借此得以领会古代圣人为治精纯专一的妙处，天地间的纹路，虫鸟般的篆书，伏羲画的卦象，都是通过形象来领悟其意义，又何尝局限于文字本身呢？
碑刻好之后，湛若水撰写了《书甘泉子山书院翻刻神禹碑后》一文。该文不仅记录重要文物的发现，还是一篇深沉的文化宣言，展现了儒家学者尊古崇圣、传承文明的责任感。全文洋溢着对上古圣王大禹的景仰之情。对于湛若水这样的儒家学者来说，大禹是“内圣外王”的典范，既是治水的英雄，也是开创夏朝的圣君。能够亲眼见到并翻刻传说中的圣物，是与古圣先贤进行精神对话的难得机遇。
湛若水曾在《湛子约言》指出心学源自大禹：“君子深造之以道，道也者，路也。勿忘勿助，必有事焉，中正之路也……大禹大圣也，何以于好恶言之？好恶也者，性情也；性情也者，心也；此大禹所传于尧舜之心学也。”心学即明辨善恶之学，践行中正之道。中正之道又是有着变通、因时制宜的，他在《洪子问疑录》又说过：“故使大禹在今日，治水亦有不同，亦必不泥其故而求其利矣。此圣人物来顺应之心，与为学同一枢机也。”物来顺应，是圣人之道的关键。
湛若水主张“得意忘象”，通过外在形式直探圣人内在精神本体的核心思想，我们由此可见这位大儒的深邃思想、广阔胸怀及其看待历史与文化的独特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