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讲述母爱的故事，它没有属于同类范畴传统类型片的温情脉脉，也没有为了褒扬叙事主题而刻意设置的圆满结局；它以一种殉难式的旁观者视角和一个开放式的结局为我们道出了母爱伟大的真谛。
影片女主人公单身母亲Christine Collins和儿子Walter居住在洛杉矶，有一天当她回到家中却发现自己的儿子失踪了。在报警之后，经历了长达5个月的反复寻访，她被告知她的儿子在伊利诺州被发现。她被当地警方带去站台和孩子见面时，她却发现这并非她的亲生儿子。但当地警方执意认定Collins是因为不愿意负责任和精神病变才制造出这种谎言。当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警方要她认领的那个男孩并非自己的亲身骨肉的时候，警方为了对公众掩盖他们的玩忽职守而对Collins采取了非人道的禁锢手段。
一位在当地电台布道的牧师Reverend Briegleb一直是反洛杉矶警察机构腐败内幕的支持者，他坚持站在Collins一边，想帮她讨回一个公道，并支持她站出来揭露警察机构腐败罪恶的内幕。正当天理难容的腐败恶势力想一手遮天的时候，一个叫James的越境少年却道出了一宗惨绝人寰的凶杀案。Collins在经历过漫长的煎熬与等待之后，最终能否与自己的儿子团聚呢。
影片改编自1928年发生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真实惨案，由Clint Eastwood执导，Anglina Jolie担纲主演。Jolie也凭借在片中的精彩演出而获得了81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影片以两条叙述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一个是Collins由于儿子的失踪而不得不陷入的揭露洛杉矶当局腐败内幕的艰难境地，另一个则是发生在远郊农场中的无差别凶杀案；两条线索都具有负性情绪引导性，而当两条线索交替跟进的时候，更是使得影片充满了沉重的压抑感和骇人的残酷感。
Eastwood长久以来关注心理受难意识的人物塑造又让观众在女主人公的不幸遭遇中体味出了当事人的心境；一个平实的中产阶层妇女形象被暴露在政府内部黑暗而肮脏的勾当之中，因为欲揭露这种敏感又盛气凌人的官场黑幕，而被施与的非人道主义应对手段，以及当时社会对妇女歧视的现象，会让人在不经意间产生一种极度的同理心。
整部影片的氛围是在一种不露声色的压抑中展开的，虽然两条叙事线索并没有同时进行，而是当一条线索达到一个爆发点的时候，另一条叙事线索才拉开帷幕，但前一条线索的叙述与铺设既为后面的线索叙事的结果又为原因；这种因果叠叙，交叉影响的叙事构架丰富了影片的叙事内容。
影片在结局处选择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那一刻，影像的终结没有化解叙事的疑问与遗憾，而是将这种压抑的痛苦与未知的冀望带入到无尽的可能性之中，虽然这种可能性的组合中也可能是无奈，是虚无。但女主人公在回眸一刹那，将眼中闪动的微光赋予言语“等待与希望”之中时，阐释的疑问、挽回的遗憾在一瞬间凝结，昭示着所有的圆满最终都将如期而至。
导演Eastwood在影片叙事中，自始至终都没有将客观的事实具象地摆陈在观众面前。
从Walter失踪，到无差别谋杀案凶手被捕，Walter的生死与下落始终在谜一般的怪圈内徘徊。当Collins以一种难以抑制的狂怒喝问凶手，儿子Walter的下落时，客观发生的事实已经被撇在主观意识之外了，掌握Walter生杀大权的仿佛只是凶手在行刑前也不肯泄露的内心隐晦的秘密。
通过找回的孩童回忆以及协同帮凶的孩童叙述，Walter的下落始终没有题解。而此刻，Collins已经将已然发生的与还未发生的寄予主观的判断与期望之中，并在长久的寻子过程中将信念逐渐固化。
也许影片并非只是要告诉观众一个锚定结果的可展陈故事，而更是要宣扬一种对固有事物的主观意念，这种意念饱含精神的力量，以虔诚、坚定的信念为导航和支撑，并能在绝境中扭转乾坤，寻找到永不泯灭的希望。而在此影片中，这种被褒扬的精神力量被称作“母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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