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午后无事,索性搬了张马扎,到府前广场的边角坐下。冬阳实在慷慨,泼金似的铺了一地,把偌大的水泥地晒得暖烘烘的。我忽然想起乡间那句老话:“人老七钉八钉,树老七洞八洞。”眼前这片被阳光浸透的空地,便像一截被岁月掏空又补全的老树,各式各样的“洞”与“钉”,都摊开来,由日光一一检阅、熨帖。


最显眼的,是性别的分野。这分野是天然的,无人划界,却都默守着。东边垃圾分类亭绿篱旁,几乎是老男人的天下。他们聚得松散,三五人便是一局牌,扑克摔在石桌上,声音脆亮,间或爆出一阵粗豪的笑骂,惊得近处打盹的麻雀一哆嗦。那热闹是有底气的,像晒透了的棉被,蓬松,踏实。西边的花坛沿上,则是老妇人的阵营。她们坐得稀疏些,声音也敛着,像一池池被阳光晒温的静水。家长里短的涟漪一圈圈漾开,偶尔有谁从兜里掏出炒瓜子,大家便伸过手去,接一小捧,闲闲地嗑着。


动静之间,各有一方天地。牌局自然是闹猛的。看客比局中人更急,伸着脖子,手指虚点,恨不得替人出牌。那份专注,仿佛天地间只剩这五十四张纸片。

然而一转角,便见一位老翁独自躺在自带的折叠椅上,帽子盖着脸,鼾声匀长。阳光在他藏青色羽绒衣衫上流淌,他浑然不觉,像一截沉入深潭的老木,安稳地做着关于春天的梦。这份“安分”,与几步外的“闹猛”,构成奇妙的和谐——都是生命在冬阳下舒展的不同姿态。
更微妙的,是人与人之间那些看不见的丝线。一位穿戴整齐的老妇人身边,坐着位中年保姆,手里织着毛线,眼睛却时时瞟着老人,递水,掖衣角,动作熟练得像一种本能。老人则坦然受着,目光空茫地望向前方。这静默的侍奉与被侍奉里,有一种契约般的平静,也有一丝难以言喻的疏离。

不远处,两位阿姨坐得笔挺,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上,像旧式照相馆里留下的肖像。她们的声音压得低,我却捕捉到零星的词句:“……他家那小孙子,聪敏是顶聪敏的,就是不肯叫人……”原来是在谈论别人家的爷孙。那神态,恭敬里透着投入,仿佛在品评一出与自己无关又息息相关的戏。阳光把她们花白的头发染成淡金,那一刻,她们不像在闲话,倒像在举行某种古老而郑重的叙事仪式,用他人的故事,确认着自己所熟悉的世界秩序。

日头渐渐西斜,光有了重量,沉沉地压在背上。人群的轮廓开始模糊,仿佛要融进这金红的暮色里。就在这时,我看见他们——一对年轻的恋人,坐在广场最边缘的长椅上。他们与这“晒冬”的图景格格不入,却又如此理所当然。
他们不参与任何牌局,不加入任何闲谈。戴眼镜的男孩与长发飘飘的女孩肩并肩坐着,正在看同一部手机。他们的话极少,只是偶尔,男孩会侧过头,用嘴唇碰碰女孩的头发。女孩便闭着眼,嘴角弯起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弧度。暮色勾勒出他们依偎的侧影,像两株新生的、还未被风霜雕刻过的植物,安静地缠绕在一起。
他们的“晒”,与老人们不同。老人们晒的是积年的寒气,是骨缝里渗出的孤寂,是往事沉甸甸的潮气。而这对恋人,他们晒的,是此刻。是胸腔里过于饱满,以至于需要阳光来帮忙消化的、滚烫的当下。他们的“耐冬”,不是抵御,而是沉浸;他们的“炙热”,无需言语,便是这渐冷黄昏里,最明亮、最不容置疑的存在。
一阵风起,我打了个寒噤。广场上的人群开始松动,像退潮般,椅凳摩擦地面,咳嗽声,招呼声,慢吞吞起身的窸窣声。牌局散了,闲话收了尾,老翁被轻轻摇醒,恋人也终于分开,呵着白气,牵手走入将临的夜色。
我收起马扎,最后看一眼这片空地。阳光已然抽走,留下冰冷的灰色。但我知道,明天,只要还有太阳,那些“洞”与“钉”,那些热闹与安静,那些疏离与缠绕,又会从城市的各个角落,准时地、执着地浮现出来,把自己摊开,交给这一季一度的、慈悲的晾晒。


这大概便是“晒冬”的全部了——它晒的从来不止是身体。它晒的是记忆,是关系,是孤独,是陪伴,是生命的磨损处与新生的光。在一视同仁的阳光下,所有岁月刻下的痕迹,所有人心深处的渴盼,都平等地、安静地,各得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