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多次创业的罗永浩,也终于放下“天生的骄傲”,开始为抖音打工,开启他的直播卖货生涯,那个创业的黄金时代,或许真的一去不复返了。
有人说,创业的理想主义,消亡于2020。
“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梦想,活着,才是第一位的。”一位连续创业者告诉燃财经,疫情期间他的客户接连取消订单,他不得不开始在朋友圈卖货。
一位在北京的创业者,冒着被隔离的风险,驾车1200公里去上海见投资人。一年前,他刚拒绝了对方的投资,现在,他亲自前往,打算以更低的估值让出更多股份。
创业项目的估值正在快速缩水。数据显示,在“独角汇”等二级市场的交易平台上,包括VIPKID、哈啰单车、商汤科技等企业的估值,都出现了10%至20%幅度的缩水。软银投资的WeWork,估值缩水幅度高达80%。
即便是上市了,很多公司也未能幸免。2019年上市的中国新经济公司,超过一半股价跌破发行价,资本市场估值倒挂现象严重。而不久前瑞幸咖啡自曝财务造假丑闻,震惊海内外,更加影响了投资者对新经济公司的信心。
“别再提融资和估值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摊子铺多大,速度跑多快,而是要钱还是要命。”一位创业者说。
前几年创业最火的时候,在资本的助推下,麻雀也能变凤凰,猪也能飞到天上。但是在2020年,疫情来袭,大风骤停,“猪们”重重地摔到了地上。
2020或许不是创业落幕的一年,但一定是创业沉睡的一年。
危险的现金流
直到欠款的经销商开始不接电话,柳靖才突然觉得,事情有点不对劲了。
柳靖在广州经营一家规模不大的家具厂,为了冲业绩,他在2019年扩大了经销商的范围,并延长了账期。这为他增加了200万的营收,但其中120万是应收账款。
疫情爆发后,经销商跟柳靖说好话,想要3月付款,柳靖不好意思拒绝,于是将付款时限延长了两个月。但如今,这批货款可能要不回来了。经销商的说辞很简单:“货卖不出去,没钱,我也没办法。”有的经销商干脆玩失踪。
柳靖在2019年底刚组建了电商团队,拉了一批很“贵”的互联网人加盟,每个月增加了20多万的成本。团队还没开张,就变成了硬性成本,如果120万的应收账款成为坏账,公司现金流只够撑3个月。
配配租创始人曹林全似乎已经习惯了这种捉襟见肘的局面。疫情爆发前,配配租已经运营了两年半,曹林全个人投入了上千万元。为了给公司提供更多现金流,他去年甚至把北京的一套房子卖了。如今,偏偏又遭遇疫情。
工厂无法生产,消费需求萎缩,配配租作为社区O2O服务平台,正面临巨大挑战。他新开辟的业务条线,跟学校签订的合作协议,也因为疫情被迫中断执行,“我们可能一个月都撑不下去,或者一天都撑不下去”。
曹林全将团队控制在最小规模,缓发工资,跟房东谈判,只为活下去。“现在要更加冷静一些,活着比什么都重要。”
酒店行业从业者、轻阁酒店创始人张宇,暗自庆幸自己刚躲过了一个大坑,逃过了现金流断裂的危险。去年11月,他敲定一笔400万元的天使投资,在12月进行了密集的市场考察,最终锁定了五家酒店打算签约。1月中旬,本来按计划要签约付款,张宇考虑到酒店行业在春节期间是淡季,临时决定再等等。1月底,疫情爆发。
“如果当时付款了,那我们这个创业项目现在就不存在了,现金会全部被消耗掉。”张宇说。
轻阁酒店的模式是承包经营,让业主让渡酒店经营权,轻阁为酒店提供系统化的产品和服务,提升经营效率,这是一个极度依赖现金流的行业。
没有签约的酒店业主,则承担了这次疫情带来的后果。当时要签约的那几家酒店,隔三差五给张宇打电话,希望能尽快签约。但张宇知道,现在不是时候。
及时调整策略是必要的。广告行业创业者季鹏,在疫情爆发后,果断要求公司禁止一切应收账款订单,抛弃所有垫付业务。他们的营收主要来自搜索广告,甲方付款账期在过去最长可达六个月。
季鹏经历过2003年的非典,他清醒地知道,一家公司死掉的原因,可能不是业务问题,而是应收账款。所以他拍板:“你要不就预付,要不咱生意就别做了。”
砍掉垫付业务,保证了现金流的健康,但也损失了一部分收入来源。4月,季鹏驾车前往上海去见投资人,要度过这个寒冬,他需要更多现金。
现金为王,成为疫情期间创业者生存的铁律。危险的现金流,正在成为压垮创业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疫情期间,清华和北大联合做了一个疫情影响的调研,对象是全国1435家中小企业,2月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按照账上现金余额推算,34%的企业只能维持1个月,33.1%的企业可以维持2个月,只有9.96%的企业能维持6个月以上。为应对现金流短缺,22.79%的企业计划减员降薪,15.75%的企业选择停产歇业。
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2月10日新潮传媒宣布要裁员500人时,账上还有10个亿的现金。因为要想度过疫情,就必须踩死刹车,卡死现金流。
形势变了。短期内不是竞争力的淘汰,而是资本金的淘汰,考验的是口袋深度。
破灭的“市梦率”
尴尬的是,投资机构也没钱,或者说,掏钱更谨慎了。
CVSource投中数据显示,近3个月,融资事件数量同比下滑44%,融资金额同比下滑53%。2020年二季度,创业融资事件和融资金额均降至过去三年最低点。
一位从事FA业务的投资人告诉燃财经,疫情期间,投资机构明显变谨慎了,“过去我们推给VC的项目,反馈进度很快,现在明显变慢,一个项目能上投委会就算不错了。”
他在疫情爆发后收到的融资BP,数量大幅增加,甚至一些此前没接触过的非互联网行业,比如餐饮、酒店等领域,也有项目找上门来。
疫情只是第一记重锤,软银愿景基金神话的破灭,是对投资圈的第二记重锤。
这只由日本人孙正义掌管的超级基金,被中国投资界视为VC行业最大的接盘侠。过去,它投资了滴滴、瓜子、WeWork、Uber、OYO等风口项目,一出手就是10亿美金,让同行不寒而栗。
软银的存在,吹大了中国一级市场的创业泡沫,让风口论更加盛行。“软银就像二级市场一样,提供了一个绝佳的退出渠道。大家认为钱能改变一切,相信资金,相信规模,相信风口,相信总会有人接盘。”一位投资人说。
但问题是,现在软银也接不住了。
这家看似无所不能的超级大基金,2019财年的投资亏损预期将达到167亿美元,它在3月宣布“出售或资本化”4.5万亿日元(约410亿美元)的公司资产,其中包括约140亿美元的阿里巴巴股份来应对危机。更重要的是,它投资的项目估值出现大幅缩水,更不断有风口项目倒闭破产。这意味着,软银过去被验证的投资模式,可能是失败的。
连续创业者陈旭已经放弃了融资,打算坐吃过去两年融资的老本。他的上一个共享出行创业项目,就是死于风口破灭。最辉煌的时候,他在一年内连续拿了两轮融资,成为行业前三的玩家,并用资本烧死了中尾部玩家。但后来风口坠落,他的项目也被资本斩杀。
“过去,你在融资时可以谈‘市梦率’,但现在,投资人会让你拿出利润表,看你的利润率,毕竟,没有人愿意当真的接盘侠。”陈旭说。
如今,在中国风险投资行业流行多年的游戏规则,正在发生改变。
汪泽其是一名风险投资LP(出资人),也是铂德电子烟的创始人,他认为整个VC行业这场商业游戏的核心是“影响力+持续往下游输送项目的管道”。
这个行业过去的游戏规则是,当头部基金投资了某类型的项目,或者头部大佬鼓吹某个风口,就会有一群中尾部基金跟进,于是赛道开始火热,资方愿意往里砸钱,所以整个本来就不是风口的赛道就成了风口。不同阶段的VC就像接力赛一样,一棒接一棒将项目扶上马送一程,一直送到IPO退出,最后让散户接盘。IPO退出拿到回报,又印证了当初的眼光是对的,除非遇到黑天鹅,同样的手法很多时候可以复制投资神话。
“这些头部VC真正的核心能力,其实不是投资的判断力,而是对投资圈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这是远比精通各种商业模型、产业链调研、各种CDD/LDD/FDD更强的能力。将故事讲得自圆其说、有能力将某个赛道吹成风口、有能力让多数人相信,那就会形成一个趋势,狗屎都会成为战略,最后狗屎有很大概率会化羽变成金子。不管是后来成功还是失败的案例,在吹的时候的逻辑都可以令人难以反驳。但你千万别相信他们的逻辑和判断本身,你需要观察他们是不是有能力把他们自己的判断变成别人的共识。” 汪泽其说。
这套投资逻辑被业内总结为:拉头部赛道,给大钱,看长期,然后冲上市,最后剪羊毛。
这种观点跟行为金融学中的核心原理一脉相承:真正top team的leaders,不是去寻找某个更好的机会,而是去影响整个系统向某一个领域投入足够多的资源,使得你的plan能成功,一旦成功,你最开始的plan就是英明的,否则就是不英明的。只要你能够参与到整个游戏规则的制定,那你就可以影响游戏,并从中获利。
这是风口项目和“市梦率”诞生的土壤,也是泡沫滋生的温床。但如今,风口价值链被疫情黑天鹅打断,讲故事的项目编不下去了,PPT融资也失去了市场。
“以前会有侥幸心理,总想着一夜暴富,靠一个商业模式,就能融资几个亿,现在这些幻想基本是不存在的,因为没有人信你。”陈旭说。
事实上,作为基金实际出资方的LP,正在变得更加谨慎。汪泽其透露,人民币基金的LP,包括一些母基金和高净值人群,将资产分配到人民币VC的意愿在下降。
不只是汪泽其捕捉到了这种变化。季鹏发现,自己项目的人民币基金LP,已经开始参与被投项目的互动聊天,他已经跟LP汇报了项目的发展情况,而在过去,LP是根本不会介入被投项目的经营管理的。“现在能拿到融资的公司,真正交割的,都是以前定下来的,新增的非常少,LP也开始掺和投委会的事情。”
“盈利才是证明实力的最有效药方。”季鹏说,“过去要规模,现在要利润,最终要回归商业本质。”
崩塌的信心
信心的崩塌,或许才最致命。难点在于,信心重建的过程缓慢而漫长。
2019年12月,在酒店行业经过小范围试探后,张宇决定调整项目的商业模型,经过反复测算,他发现在正常情况下,新模型在十个月内能够回本,这让他“当时无比亢奋”,因为“终于找到一个无比快速且能够挣钱的逻辑”。
他从12月下旬开始转换模型,快马加鞭去跑市场,结果,迎头赶上了这次疫情,一步踏入漫长而不确定的冰河期,“非常难无比难,时间成了最大的困难”。市场上低价抛售的酒店遍地都是,这在过去是抄底的大好时机,但现在他不敢接盘,因为他越来越不知道疫情何时会真正结束。
从信心的顶点,到近乎崩溃的边缘,张宇只用了两个月。
投资人的信心也大打折扣。软银曾投下重注的OYO酒店,被质疑商业模式不成立,裁员消息满天飞。“当大家发现孙正义也会看走眼,投资的项目开始战略后撤,资本就没兴趣了。”
如果说酒旅行业的创业,是在疫情持续升温的背景下逐渐冷却,那么二级市场的情绪,则几乎是一夜入冬。
疫情在海外爆发后,叠加石油价格战,短短一个月内,美股四次熔断,上市公司发生踩踏式狂跌。美联储疯狂向市场发钱,也没能挽回市场丢失的信心。投资者恐慌指数VIX突破80,创下近十年最高。
当投资人失去信心,持有现金就成为最保险的做法。这导致,人们期待的报复性消费没有到来,报复性存钱却提前到来了。
根据4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6.8%,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78580亿元,同比下降19.0%。另一方面,一季度人民币存款增加8.07万亿元,同比去年增加28%,其中,住户存款增加6.47万亿元,非金融企业存款增加1.86万亿元。也就是说,老百姓把钱都存在了银行,以此抵御风险。
创业者则更倾向于及时止损,持有现金,假以时日东山再起。
戴德梁行发布报告显示,一季度,北京、上海、深圳甲级写字楼空置率分别上升至13.8%、21%、24.6%,环比分别增加0.3、1.4、4.6个百分点。
项目关停,意味着大批员工将再次释放给市场。种种迹象表明,创业者回流大公司的趋势开始出现,这一点在曾经资本狂热的自动驾驶行业尤其明显。
更深层次的信心消失,或许来自全球技术创新的停滞。汪泽其分析,过去因为技术突破所带来的大风口,全球大规模的技术革新,已经到了收获期,技术更加趋向实用化,而风口总是出现在技术革新的早期。“由技术革新所带来的大规模商业模式革新,短期之内不会出现,现在我们正处于两个革新阶段中间的安静期。”
技术退潮,创业进入休整期。但对一些创业者而言,现在返回大公司并非最佳时机。
过去,拿出全部身家创业的曹林全,时常听到朋友的劝告,万一创业不成功,还可以去找一个年薪大几十万的工作,踏踏实实打工。但现在,“如果大家各奔东西,我不确定还能在市场上找到一个好的工作。退无可退了。”他感慨,打工是不可能了,创业就是他的人生。
创业者何处安放?
季鹏更改了今年的融资策略。过去,他想要拿美元基金的钱,现在更倾向于拿政府基金的钱。
在去年的B轮融资中,他没有接受一支政府基金的投资意向,因为他认为这是他在融资时的一张底牌。“如果美元不好打了,我就去打这张牌。”
从估值逻辑来看,过去业内的惯例是,美元基金>自由资本>政府资本,如今顺序全部反过来了,估值最高的成了政府资本,美元资本的性价比降低。“从成功率的角度而言,现在拿美元难度更大,因为受到了瑞幸造假事件的牵连。”
季鹏计划今年至少融一轮资。既然最看中现金流深度,那么其他东西他都可以忍,比如估值,以及出让更多股权比例。“今年要把核心壁垒构建得更强,明年去抢市场,这都需要钱。”
相比之下,曹林全现在主要考虑的,则是怎么让公司活下来。不久前,他在朋友圈卖掉了十个枕头,觉得很开心,吃饭的时候跟同事讲起来,忍不住兴高采烈。而在过去,这都是他眼中的“小钱”。
在他这几年的创业生涯里,过去“理想化的东西多一些”,现在“现实的东西多一些”,过去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去奋斗”,现在是“为了公司的生存和家庭的生活而奋斗”。他的观念转变了,现在认为能够“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转,就是一种成功”。
“钱要一块一块地去赚,要脚踏实地,没有捷径。”曹林全说。疫情期间,他已经卖了几十吨大米。
酒店行业受疫情冲击极大,现在最让张宇头疼的事情,一是市场的恢复速度,二是资金。疫情爆发的这三个多月,他的白头发长出来很多,因为他“现在正处在一个极其焦虑的阶段”——已经算出了商业模型的盈亏平衡点,而且很确信自己的产品有市场,但“不知道疫情会持续多久,不知道市场会往哪里走”。
他的焦虑和痛苦,来自环境的极大不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他很清楚自己的节奏,就是不要亏损,要能赚钱,要熬过这个冬天。
张宇努力保持团队的纯粹和凝聚力,坚决不留懒人。疫情前,他果断裁掉了两个试用期不合格的员工,虽然如今可能面临来自被裁员工的诉讼,但他坚信自己的决策没有错。“每次发工资,我坐在电脑前,把钱点出去的那一瞬间,真的是会心痛的。我就在想,这个人到底给我带来多少价值,如果没有价值,那我得让他走,否则就是我失职。”
为了节省成本,让每个人发挥最大效力,张宇把公司运营总监拉来当店长,自己兼职干起酒店前台和司机。有时候,他会开车送客人去机场。
创业竞争的维度变了。过去拼的是谁的刺刀更锋利,现在是谁的盾牌更厚实,谁的口袋更深,谁能活得更久。他们对于将往何处去,或焦虑或迷茫,但却说不出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