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广集史料，为他做了很好的资料准备。但是，司马迁之所以能够写出万古不朽的《史记》，还与他的丰富游历密切相关。在父亲的安排下，司马迁20岁时就开始周游各地，“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嶷，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后来，他又奉使巴蜀，直至昆明。
这些游历和考察，对司马迁来说，不仅获得了许多从古籍中得不到的第一手珍贵材料，而且在饱览壮美河山、陶冶性格情操、提高文学表现力的同时，对社会、人生和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认识，也有了不同凡响的升华。他在《孔子世家》篇后的赞中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洋溢着对孔子的无限敬仰之情。司马迁到淮阴，当地人告诉他，韩信即使是平民百姓时，心志就与众不同。其母死了，家中贫困无法埋葬，可他还是到处寻找又高又宽敞的坟地，让墓旁可以安置万户人家。司马迁看了韩信母亲的坟墓，的确如此。他在《淮阴列侯传》中感叹：“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后世血食矣。”对旷世英雄韩信注入了无限的同情和感慨。显而易见，没有实地考察的切身感受，司马迁很难写出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
自古以来，先哲们就懂得读书与实践的关系，提倡把“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游历河山、深入生活、亲身体验紧密结合起来。强调这种有“现场感”的经验，符合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认识论原理，是加深理解书本知识、增强对理论感悟力、提升才华境界不可或缺的阶梯，也是推动事业成功的原动力。
可见，对于有思想、有追求、有作为的人来说，“行万里路”绝非是放浪形骸的游山玩水，而是锐意上进、刻苦求学、开阔视野、增长见识、提高素质的重要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