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社会历史原因说起。
《诗经·卫风·氓》中曾提到过“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
古代女性绝大部分的活动范围都是从一个家宅后院到另一个家宅后院。生活空间相对狭窄，相应的，精神成长和娱乐空间受到极大压榨。经济实力低微，是父、夫、子的社会能量背后的暗影，在社会公共事务话语权方面更是处于极端弱势。
为保证子嗣血统纯正，女性的经济自由、人身自由都受到极大束缚。在社会层面经由道德伦理国法家规将主宰支配权递到男性手中。
一旦离开原生家庭，她们的社会生存空间极为狭窄，几乎没有光明正大、受社会认可的自给自足的途径。婚姻是她们在社会上获取的生存资料的唯一光鲜体面、社会认可度高的途径，也就成了她们需要毕生殚精竭虑苦心经营的事业。一旦当年“抱布贸丝”的良人心意有变，她就成了孤苦无依受尽嘲笑的“弃妇”。
故而“她们”这个群体对婚恋感情的重视程度更高，有着非常浓厚的社会历史性因素。
那么从个体角度而言，就像《1984》中提到的，集权专制高压环境中，爱这种带有狂热的非理性色彩的情感，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反叛和自由。
很多脍炙人口的古代爱情故事往往都带有反叛色彩。如《孔雀东南飞》、《梁祝》、《西厢记》、《牡丹亭》等等。
而《孔雀东南飞》对女性容易深陷其中难以脱身有着更详尽的描述。也因其婚内纠葛的特殊性与其他故事从内容上割裂开来。但矛盾的核心仍是女性对权威的消极反抗和自由意志的高扬。
婆母在其中扮演着无可撼动的高压统治的权威角色，是一切悲剧的导火索。刘兰芝冷静清醒，意识到婆母百般挑剔“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只是逼她自觉主动离开。一旦被遣归家便与焦仲卿再无可能，唯有“自此萧郎是路人”一途。
故事的后半部分不是一对爱而不得，只能以死团聚的苦命恋人的悲情传说，而是满溢着无奈与凉薄。
为临别前的山盟海誓，刘兰芝也曾心存幻想，在家中苦苦熬煎等待，此时刘兰芝毫无死志；媒人屡次上门，阿母也不再护佑，她逼不得已被迫改嫁，直到绣嫁衣准备嫁妆也没有心存死志；是焦仲卿深感背叛上门面斥，才让其一心求死。
先是被焦母折磨逼走，而后是自己的阿兄阿母强要改嫁，这样的压迫没能毁灭兰芝，她都能在百般无奈中挺直腰杆。最终是焦仲卿上门逼问，才为她最终跳进湖中，踢了隐形的一脚。
这个故事中，焦仲卿较于兰芝则显得天真烂漫。
“孝道”使其成为可由父母任意支配的私产，一切举动都是戴着“孝道”枷锁进行的小规模反抗。始终没有清醒的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婚恋事宜是没有自主支配权的。
先是主动质问母亲为何苛待兰芝，焦母“槌床便大怒”雷霆之威，就送兰芝归家，约定“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可自己没有能力兑现誓言，兰芝无奈改嫁，又深感屈辱背叛，上门面斥。
而最黑色幽默的一笔是焦仲卿是闻听死讯，才下定决心自挂东南枝的。
往往在“地位悬殊——偶遇——一见钟情——思之如狂——叛离家庭”的民间传奇故事情感模式中，社会评价往往严重双标，对待男女往往同“罪”不同罚，女性往往要在此类事件中承担更严重的后果，付出更大的代价。
女性的抉择往往更具孤注一掷的悲壮色彩，投入成本过高，抽身难度更大，程度更大。
到了现代社会，可能是童年受琼瑶剧荼毒，不慎被洗脑，到了青春期就认为恋爱大过天。说爱我就跟我走，海角天涯也不回头。爱情和家庭成了天然对立的。又自尊虚高，家长越是反对，越将你推向对方。
其实你可能隐约有预感，他并不像你所想的那样完美无瑕。可这时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外部，需要情侣跟在同一条战壕一致对敌。还来不及仔细处理内部矛盾，就将自己逼到与全世界为敌的尴尬景况。在无限的连环战斗中越是孤独疲惫，越是显得并肩作战情意深厚，对方值得依靠也只能依靠。
而这样的故事到了最后，往往只剩两人之时，就要重新梳理和面对对方不完美的地方，解决内部矛盾。而漫长的斗争，使得双方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想消化内部矛盾，争吵和离散都显得分外尴尬和不合时宜。
故而这种模式的感情很少能够修成漫长斗争中想要维护的那个“正果”。除非……是下图这种大规模集体行动。
到了9102年，只要挥别被荷尔蒙泡木了的恋爱脑，没遇上控制欲强、爱给人洗脑精神控制的大猪蹄子。
经济高速发展，人人皆可为师的“知识服务”的个人发展解放浪潮冲击着互联网的各个角落。大家都忙着自我提升，多多赚钱，自我实现了。单是忙工作这一条就足以让“越陷越深”这种情况难上加难了。
对现任越陷越深，无非是在亲情爱情友情工作娱乐上投入的精力失衡，非要低着头盯死一口井，看不见外面还有星辰大海。勇敢点，走出去，世界很大，除了恋爱，还有更多精彩的事在等待着你。
对前任念念不忘，无非是没遇见更好的。挥别奇瑞QQ又遇见迈巴赫，总不至于午夜梦回还对QQ念念不忘吧?
人工智能时代，“粉丝经济”、“知识服务”热潮让人生充满着无限可能，性别为你的未来发展设置更少的障碍，给你更多的空间去更专注自身的经营和发展。
经营体验感情也就成了为美好生活锦上添花的一种个人选择。无论实现与否，都是你在幸福的问卷上，听从内心，呈递出的独属自己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