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处大小凉山边缘的峨边县大堡镇，是个古镇。堡是一个古字，字义上是用土筑的小城。《晋书》上有“据险筑堡以自固”的释语。《峨边厅志》记载，明代初年朝𨑳便在此筑城堡，屯兵把守。始为土堡，古名土地堡。到清一代又叫太平堡，有几道城门，据县内各寨堡之冠，因而得名大堡。
1958年3月，重庆团校的年轻教师林宪君因为在日记里写有带情绪的话，被定为“右派”，发配到四川西南部小凉山地区的峨边县，在沙坪劳改农场大堡作业区劳动教养。他回忆道：
“大堡很长时间是峨边县城驻地。地处官料河，长滩河谷和大渡河之间。西南与人称中国的百慕大死亡之谷黑竹沟接壤。这一带原始森林密布，景色清新宜人，漫山遍野，星罗棋布的彝族村寨散落其间。
古镇的四周群山环抱，林木绕城，街巷起伏，地势险要。古代曾筑有石墙、砲台、衙署、庙宇和教堂。各类民居建筑，鳞次栉比，古朴沧桑。历经战乱、灾荒，许多建筑物如今已荡然无存，我到大堡时，只留下一些断壁残垣和旧城墙的大门了。
历史上，大堡一直是彝汉杂居地区，自春秋战国以来，便由土著与外来移民共同组成，平坝地区一般为汉人居住，彝族人多半住在深山老林。
大堡跑马坪深处的黑竹沟，人烟稀少，瘴气弥漫，上世纪五十年代，还经常有野兽出没。我到深山老林砍柴，多次遇到老虎、豹子、野猪、狗熊、猴子和其他野兽。关押在这里的囚徒很难逃出天罗地网。
1957年冬，省劳改局在此建立了一个关押右派的露天监狱，年底起陆续在沙坪农场集中了一万多名右派分子。
整个农场呈口袋状，前有波涛汹涌的大渡河天险，若要泅渡逃跑，不是葬身惊涛骇浪，就是被两岸值勤的武警击斃殒命。后有阴风慘惨的黑竹沟，逃跑只有死路一条。
在大堡与跑马坪之间的荒山野岭，又专门为右派们建立了一片脱胎换骨之地。虽然这片土地乱石穿空，杂草丛生，土地贫瘠，毫无耕种价值，每年所产粮食连种子都收不回来。但是，这里恶劣的自然条件，很适合来自全省的数千名右派分子在此劳动改造。
我1958年初到大堡，彝区的民主改革还不到两年，往昔奴隶制的残存遗跡还有蛛丝马迹，随处可见。
记得1958年夏天，我下山运粮，路上遇见几个彝胞背干笋子下山，送供销社收购。路边歇稍时，一位老者用汉话与我招呼攀谈。他告诉我，1956年民主改革前，这一带的奴隶主可恶的很，土司也仗势欺人，娃子们（奴隶）生活造孽悲惨！土司和奴隶主（黑彝）拥有土地和娃子，不劳而获，坐享其成。娃子们都是奴隶主的私有财产，终身作牛马，像牲口一样。每天起早贪黑，从事各种繁重劳役，稍有怠慢，便处以残酷的刑罚，如果逃跑，后果更为悲惨。
一次，我从沙坪挑粮到大堡，路过红花乡，在路边歇脚时，看到一个正在编草鞋的彝胞，他的双脚卷曲着，脚底下没有皮肉，只剩下一些光骨头。我从小就同情残疾人，便同他闲聊：“彝胞！你的脚怎么了？还能走路吗？”他布满皱纹的脸露出一絲苦笑：“小伙子！这是头人（奴隶主）对我的惩罚啊！我原是他家的娃子，不堪忍受虐待和毒打，半夜三更偷偷逃跑了，几天后又被头人捉了回来，为了惩罚我再也不能逃跑，便烧红了一口大铁锅，把我放在铁锅上不断地踩，我的两只脚皮肉都烙焦了，脚上的骨头都烙黑了。然后奴隶主把我推倒在地，问我还跑不跑？”
初到峨边县大堡。这里还残存着往昔“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他们狩猎获得的一张豹子皮，摆在路边，你只要给他一只电筒，他会立刻同意换给你。
有一次，我上深山老林砍柴，路上一个彝胞看中了我腰带上挂的搪瓷杯，便走上前来拍我的肩膀，高矮要用他的午餐，即一个直径约一尺长，两寸厚的大包谷粑换我的搪瓷杯。我也饿极了，遇到这种美事正中下怀，喜出望外，立即痛痛快快答应了，用一个搪瓷杯换了个大包谷粑饱餐一顿。
生活在大堡深山老林的彝胞们，交通闭塞，山路崎岖，很少与外界接触，多数人缺乏商品市场意识，他们把下山赶场，交换商品视为生活中一大乐趣。每当集市赶场，大堡街上便人潮涌动，摩肩接踵，川流不息。
彝胞们或牵着马，或背着背篓，翻山越岭到大堡赶集。集市上各种物品包括牛羊猪等牲畜，竹编的生活用品和各种食物，大多都是以物换物为主，当然他们也收人民币。街上各色人群煕煕攘攘，叫卖声、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
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的右派们，常年累月见不到一点油荤，要打牙祭，就指望着彝胞赶场时牵的狗儿，每隻狗只需七角钱便可成交。几个右派悄悄凑钱买下，偷偷牵到人跡罕至的山沟，将狗一棍子打死，用大洗脸盆烧一锅水，烫后将毛刮去，砍成若干块，架起干柴就煮来吃。有时怕被人发现受纪律处分，往往煮得半生不熟就狼吞虎咽撕来吃了，吃得满嘴血水直流。
我曾听一位彝族老人说，两年以前大堡的奴隶市场交易还很活跃，经常有些奴隶贩子带着几个娃子（奴隶）在此出售，娃子中男女老少都有，有的还是一家人。市场上，奴隶贩子大声吆喝着，向围观者夸耀他的“货”如何好，如何壮实，价格又便宜。
那些被出售的娃子们则低头不语，有些身强体壮的娃子还戴着脚镣，以防他们逃跑。在奴隶贩子指挥下，娃子们时而张嘴露齿，时而摇头晃脑，任人挑选，如同购买牛马牲口似的。
娃子们按照不同年龄和性别，标出不同价格。有的娃子曾被多次转卖，受尽欺凌和奴役。在那个年代，一个娃子的价格还不如一条耕牛值钱，如果遇上旱涝天灾，一个娃子只值一隻鸡的钱！实在是可悲！凉山奴隶制下的娃子们，其悲惨命运人们可想而知。
2015年7月，我随朋友重返大堡怀旧，追忆往昔的流放生涯。那些日子我亲历了大堡彝胞生活的巨大变革，追今抚昔，沧桑巨变，已非往昔可比！原大堡三中队一带，已从美姑县迁来不少彝族同胞在此定居。
峨边大堡的官料河两岸，是往昔沙坪农场大堡作业区所在地，关押过我的三、四、五中队，就在官料河的沿岸。
我流放关押于此，接近四个春夏秋冬，曾在这一片区域度过了一生中最为寒心的时光！每忆及此，便热泪盈眶，扼腕长叹！这片伤心之地，令我终身难忘。
想起六十多年前的官料河，河道狭窄，礁石遍滩，水流湍急，落差高悬！官料河的水常因晴雨天气变化而暴落暴涨。奔腾咆哮的急浪，常把过往行人卷进洪水，冲向远方……我在河边亲眼所见，森工局一伐木工人在呼号中被急流冲得无影无踪；我亲眼看到五中队一个右派小学教师因涉水渡河被大水冲倒，消失在远方，谁也无力救援。
从大堡四中队到跑马坪五中队，要翻越万丈深渊的官料河峡谷。官料河两岸是悬崖峭壁，人们只有手扶树桩，拉着藤蔓攀爬，才能穿越波涛汹涌的官料河，到达彼岸。
1959一1961年间，大堡五中队死人不断。我整天忙于送病号和埋死人，穿越官料河已是家常便饭。
每当送病号途中，有些气息奄奄的小劳教死在我的背上，我便十分为难：背到卫生所，他们不收死人；背回中队，又要挨批评；就地掩埋，又手无锄头挖坑……只有背到官料河边，解开背带，把尸体抛进怒涛澎湃的官料河，让大水冲向远方……然后自言自语，既自责又安慰亡灵：“对不起啊！我无法掩埋你，只能给你水葬了！”
通往大堡的官料河，是林宪君先生最刻骨铭心的。他不止一次地在多篇文章中提及，面对记者采访和电视镜头，他始终忘不了那些也曾在此劳教的少年犯们。
“想起“三年大饥荒”，给小劳教们以致命的打击，死神毫不留情地把这些无辜的孩子押解上不归路，终止了他们“要回家”的呼叫！“妈妈呀，我要回家”稚嫩的童声，永远消逝在荒凉的大堡。
究竟有多少孩子葬身大堡？至今没有确切资料。据我所知，死人最多是1960年，在密林深处，山腰间，荒芜的山坡……拨开灌木丛，到处都是他们的坟墓，没有棺木，没有墓碑，一床草席裹着，“软埋”了事。
到了冬季，冰雪覆盖，土如坚冰，只能挖个浅坑，草草埋下，再盖上一层泡土。待来年积雪溶化，尸体暴露荒野，被豺狗撕咬的血肉模糊，尸体啃得只剩下些骨头。
那时候，多数小劳教卧床不起，只听到微弱的呻吟声，在饥饿中等待死神降临！
为减少中队死亡人数，各中队都将快要断气的娃儿送往作业区医务室。那段时间，我经常送病号，每送一个可领一个包谷粑，有的娃儿只是一副骨头架，一个背兜可装两个，即可领两个包谷耙。有些半路上就死了，医务室又不收死人，背回中队要挨批评，就地掩埋又无锄头！只有将死者抛进激浪滚滚的官料河，让大水冲走……
一次，我送一个叫萧复兴的小劳教，他在我背上断断续续告诉我：“林大组长啊！我三岁时爸爸就死了，靠我妈捡垃圾把我养大，只为肚子饿偷了农民几根红苕，就被逮住送来劳教。”他又哽咽着：“我病成这样子，好想妈妈哟！这辈子的愿望，就想看妈妈一眼……”他一边说一边哭，我难受的也跟着哭起来了。
翻过官料河对岸山坡，我再喊他，己无声息，回头看，一阵扑面而来的恶臭，熏得我作呕。
我无奈的解开背索，只好说，萧复兴啊，原谅我，没有锄头埋你，只有为你“水葬”了，把你送进官料河……”
电视纪录片《大堡小劳教》披露，1958年，当时在《四川日报》任职的曾伯炎被打成右派，送到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沙坪农场劳教。在那里，他看到了几百个十多岁的少年出没于对面的原始森林，和他一样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不久后，这些孩子和四川各地其他被收容的孩子一起，被陆续送往沙坪农场的一个分场——大堡作业区。电视导演谢贻卉跟随曾伯炎采访了大批亲历者，这其中包括当年的劳教少年、作业区的管理者、医生和当地的汉族、彝族百姓。据亲历者口述称，大堡作业区最早源于学习苏联改造流浪儿的经验，当年被强迫送往大堡的“小劳教”总数在四、五千人，小的十岁，大的十七岁，他们中因为高强度的劳作、饥荒、疾病和虐待等致死者达2600人之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