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导演李安早期凭借展现传统中国社会文化的“家庭三部曲”（《推手》《喜宴》《饮食男女》），在国际影坛上崭露头角。其中《喜宴》作为一部家庭喜剧，它以90年代的美国纽约作为背景，聚焦中国传统婚宴。

故事以华人家庭在美国张罗结婚事宜为背景，展示了一个美籍华裔男同性恋者与自己的东方家庭的周旋。电影中主人公一家在筹备婚宴的全过程中发生的种种写实的情节，给外国观众带来一定程度的文化震惊。同时，电影在西方背景下，更加突显了东方的传统家庭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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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中国人高伟同和他的美国同性恋人同居多年，感情稳定，可他远在台湾的父母却一直期盼他早日娶妻生子。此前伟同早已尝试过各种方法试图逃避父母为他介绍的相亲，却依旧抵挡不了家人的催婚。

无奈之下，他只好向父母撒谎称自己近期将会在美国完婚。谁料到伟同的父母却决定直接来美国参加他们的婚礼。伟同和男友赛门不得不认识到，一个谎言需要不断地用新的谎言去弥补。

为了圆父母对自己成家的期盼，他只好找来女画家葳葳做“新娘”，赛门扮演他的伴郎，企图用演戏应付了事。

谁知这一出戏却一波三折。为了讨父母欢心，原本简单的结婚公证变成了热闹喧哗的中式婚宴；葳葳和伟同假戏真做甚至还有了身孕；父亲在婚宴后元气大伤被送往医院。伟同和赛门的感情也在这段时间里的各种考验中产生了裂痕。

一边是期待他完成家族延续的父母，一边是与他真心相爱的伴侣，伟同夹在其中不知所向。最终，他决定向母亲坦白所有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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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宴的举办作为故事的主线，在影片中占据了很长的篇幅。主人公在片中一共举办了两次婚礼。第一次婚礼在美国当地公证处的牧师见证下举行，在这一部分有几个镜头拍到公证处候场的其它新人，他们并没有像高家人一样举家出席，而是和伴侣携手，经过这样一个简单的仪式。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正是主角一家。伟同和葳葳走出公证处，随同的高家父母却面露不快，甚至哭了起来。这让原本想在“假结婚”上敷衍了事的伟同不得不妥协，在父母和长辈的操办下配合地完成一场风风光光的喜宴。

面对父母，伟同也曾试图解释道：“我结婚又不是为了跟家人交代。”但高母回答说：“不跟家人交代那你结什么婚呀？”

传统的中国家庭观里，婚姻关系到的不仅仅只是男女双方，它还包含更深层的亲情意义。“婚姻是整个家族的事情，在以家庭为本位的宗法社会中，人们对于血缘关系联系起来的祖先有着很强的追念和依赖心理。因此婚姻的目的在于维系整个家族，为祖先延续香火，传承子嗣。”影片中关于喜宴前的一系列礼节也足以印证这一点：幼童跳床，高母喂新娘喝莲子汤，这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寓意都和香火延续有关。

高家父母准备了上万的美金来准备这场喜宴，正好清楚地向观众展示了东方人对婚姻大事特有的仪式感。从开始到结束，喜宴要求礼数周全，也崇尚热闹喧哗。电影很写实很客观地展现了这个特色。婚礼当天上午，新人梳洗打扮，跪拜父母并倾听他们的祝福；到了婚宴期间，众人起哄劝酒，玩起一些轻佻的游戏；最后婚礼结束，宾客们又开始大闹洞房……

这一段情节，客观地展现了中式婚礼中传统习俗的精华与糟粕。然而这种狂放的娱乐却使西方来宾大跌眼镜，在西方人眼中，向来以保守内敛著称的中国人，在喜宴却一改往日印象。不过导演李安早已考虑到这个问题，巧妙地在影片中设计了回应。婚宴上，面对西方宾客的惊讶，李安客串的宾客回答到：“你们正在见证的正是中国人五千年来的性压抑。”这句话也与后面宾客大闹洞房时嚷嚷的：“（闹洞房）这可是我们的国粹！”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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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从高家父母搬进伟同和赛门家中居住的日常中，我们可以更直观地感受到东西方家庭建构的差异。

进餐时，中国人习惯同享桌上的菜肴，但赛门作为西方人仍然坚持把自己吃的份全部盛进一盘中再享用。而同系列电影《推手》中，中国家庭同吃一桌中式菜肴，而洋媳妇玛莎却坚持独吃一盘沙拉。这两个细节异曲同工，都表现了文化差异中东方的集体主义与西方的个人主义的碰撞。

而这并不仅仅是导演想要在餐桌上表达的。影片中另一个细节：一家人在餐桌上时，总是等高父先动筷后才开始进食。这正是源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长幼秩序。尽管是最亲密的家人，彼此之间仍然存在一种“距离”。但西方人几乎没有这个概念，如在喜宴前夕高家人合影时，高家父母作为家族长辈在合影时站在中间位置，举止端庄。而赛门却完全没有融入这个氛围中，而是欢快地从镜头前跑过，越过新娘的裙摆。正是因为这样的文化差异，赛门可以说是游离在中式家庭建构之外的。

而高父作为这个家庭中最核心的人物，电影情节的发展也是由他来带动的。影片开头伟同的相亲对象毛妹说高父因为还没有抱上孙子，心里有口气一直咽不下去，故事便是从这里展开。高父作为大长辈，是父权的符号。他在家庭中充当着一个决策者的角色。而高母作为执行者，自然而然地承担着所有的义务。这在两人日常的家庭分工中得到了印证。无论是家务事还是采购礼品都由高母亲自完成，而高父则较少参与。直至影片尾声，高母在庭院中侍弄花草，还担忧以后离开美国了这些花草无人打理，于此同时高父正在躺椅上看书睡觉。

另外，伟同和赛门争吵时，一旁试图劝阻的高母却屡屡被高父高声打断，这也侧面体现了两人在家庭中话语权的高低。

反观年轻人，葳葳和伟同的相处，或是伟同和爱人赛门的相处却是平等的。任何事情都会经过商量，家庭义务也有较为合理的分工。这体现在影片中的另一处细节，它似乎也有意展示了传统家庭分工在一个中西融合家庭中的投射：赛门和伟同作为西方语境下的伴侣，却不知不觉地在中西方文化的边缘上被东方家庭归化。

如电影中对日常生活的展现。伟同正常地工作上下班，呆在家里的葳葳由于不会做饭，便时常由赛门代劳。这么一来，赛门竟然比葳葳更像“儿媳”。后来，高父知道是赛门为他们做饭之后，主动要求洗碗。

然而高父手抖，一开始便摔碎了碗，于是很快就作罢。在本文看来，“洗碗”这个举动是一种象征，是他以高家之主的身份表达对赛门的认可。这一点在结尾三个年轻人为高家父母送行中也有体现，高父对赛门说“谢谢你照顾伟同”，对儿媳葳葳说的却是“高家会谢谢你”。一个是以个人之名，一个是以家庭之名。其中对舐犊之情和家庭利益的划分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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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喜宴，真身孕，一场激烈的冲突最后在导演的安排下巧妙地抹平了，结尾看起来温馨又和谐。李安运用了一种中庸的笔法，取代了西方人面对矛盾时的剑拔弩张，转而以一种温和含混的的方式将故事娓娓道来。

就如电影人物们一样，他站在中西文化的十字路口，彷徨着，最后发现——在愈发多元的文化背景下，传承到底是什么呢？它的面目已经模糊了。

李安的家庭三部曲里，《推手》中的儿子朱晓声相比起土生土长的中国父亲，对传承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而《喜宴》更是借同性恋的高伟同将传承这一概念再次冲淡。《喜宴》作为其中人物关系最具戏剧性的一部电影，借以高伟同对自我身份的找寻，侧面地表达了李安对传承的思考。

《喜宴》中的高伟同在美国生活十年，思想上已经接受了西方较为自由开放的个人主义。同时，伟同作为同性恋者，他本身是站在中国传统家庭观之外的。

可对于他的中国父母而言，没有给家族传宗接代是对血缘的一种背弃。无疑，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伟同是纠结痛苦的，跨文化冲突令他不得不打破原有的自我去接受传统家庭文化的挑战。这使他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想要给真实的自己一个认同，另一方面他也想向父母尽孝。于是到了故事尾声，双方各自让步，走向了各自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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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宴》作为二十年前的电影，如今欣赏起来仍然给人很深刻的意义。

在现代社会，各种观念盛行，独身主义、丁克主义和晚婚晚育的现象都在冲击着固有的传统家庭观。甚至有人直言：“我们这一代，或许会见证婚姻制度的衰落。”且不论这个观点合理与否，看看我们身边的人——父亲母亲们又该如何接受这些变化呢？

李安在采访中也谈到这种感受：“在变化的太快的社会中，孝道该何去何从。人好像只能去接受和追赶这些变化，其实是很无奈与惆怅的。”的确如此，传统家庭观和现代婚恋观应当如何调和，在二十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