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去冬来。
最近城里又洋气了一些,很人家里都开始养花。走在街上一条路过去,不论有钱的没钱的人家,窗台上或多或少都放了几个花盆。据说起因是这两年县城在不断地搞开发,前段时间有几个非常有钱的洋人想来这边做投资。为了和当地的人交朋友,他们汇集不少县城里的有钱人办了个什么舞会。那些有钱人带着老婆去参加。舞会上,女人们听那些彬彬有礼的洋人们说他们那儿的人都喜欢养花,于是就把这当成了一种时尚。最后流传开了,没钱的也纷纷开始效仿,最后变成了挨家挨户都开始养花。女人出门,你家要是没几盆花还得被人笑话跟不上潮流。那几天县城里所有的花店都被抢购一空,花的价格一度飞涨。结果就是,我们村里的人发现了这个商机。他们草席也不打了,地也不犁了,挨家挨户都开始种花,什么都种,哪里都种,种得院子里、田里全是花。
用我娘的话来说就是:去外面的路上走一圈,眼珠子里都要长出花来。
半夜,山里冷的要命。
外面一点儿声音都没有,仿佛环绕着整个村子的山峦都在那一片漆黑中睡着了。我朦胧中听见门外忽然传来了急急的敲门声,有人在喊我爹的名字。我爹动了动,随后我娘也醒了,轻声问我爹怎么回事。我爹和她说了两句后起床往外走。
外面的灯亮了,我听出那是村长的声音,他和我爹快速地说了些什么。我只大概听到一个字:雪。
村长走后,我爹回来打开了屋里的灯。我娘坐了起来,看了看墙上的钟。
“才刚三点,咋回事儿?”
我爹呼出一口气,“外面下大雪了,今年轮到咱家铲雪。”
我娘说:“你还去城里,我去铲。”
我爹坐进被子握住她的手。
我娘问:“外面下得多大了?”
“快半尺深了。”
他俩又坐了会,外面忽然传来“啪”的一声。这声音不大,却很刺耳。紧接着隔壁的狗就吠了起来,连带着惊起几声乌鸦叫。我爹跑出去一看,门外用水泥砌成的大水槽竟然冻裂了,里面的水从裂缝里哗哗地往外淌。
这下谁都睡不着了,连我和兴荣都开始穿衣服起床。我们一家在院子里处理了一下水缸,然后扫了扫门口的雪,就坐下来吃饭。我爹就跟我娘念叨水槽的事儿,我娘就说等雪化了敲掉再做一个。
吃完早饭,我娘给我戴上草帽,围好围巾,又看了看我脚上的棉布鞋,和我爹说今天进城了记得给我买双雨靴。我爹点头说知道了。
今天雪太大,没法骑车,只能走路。
“你走爹踩过的地方,知道了吗。别把鞋子弄湿了。”路上,他握着手电筒,一直走在前面提醒我。
“知道了,爹。”
尽管这样,这一路走来我的鞋子也还是湿了,水透进棉布鞋,我的脚指头被冻得没了感觉。
到了学校,我和我爹说我脚冷。
“湿进去了吧?”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小,有些无措,“走,先走进去。”
学校的门已经开了,老师办公室的灯亮着,但教室里还是黑漆漆的。我爹陪我走进教室,打开了教室里的灯。他让我坐到位置上,然后半跪下来脱我的鞋子。他脱鞋子的手法没有我娘温柔,抓住我的脚踝就能毫不费力地把我整只脚抬起来放到他腿上解鞋带。
他脱下我的鞋子后,拿起来把手伸进去摸了摸,然后帮我把另一只也脱了下来。
“很冷吧?”他用那双比我的脚还大的手握住我的两只脚搓着。
我的两只脚有点不愿意离开他的手,“爹,你要去工地了吗?”
“还早、还早。”他把胸口的拉链往下拉开一点,把塞在里面的围巾翻出来,拿起一头绕着脖子转了几个圈,取下自己的围巾把我的脚裹住,“你坐着不要动。”
“你去哪?”
“我去给你找点东西。”
等他再从教室的后门回来时,手里多了块纸盒拆开的硬纸板。这东西应该是从厨房旁边堆放杂物的屋子里拿来的。他把纸板还原成纸盒子的模样,又从兜里掏出一个不知道哪来的透明胶布把它粘好,然后把我用围巾裹住的脚放了进去。
“这样就不冷啦。”
此刻这个盒子在我眼里就是世界上最精巧的东西,比童话里那个会飞的盒子还要好,我惊喜地说:“爹,你真聪明!”
我爹脸上出现了一丝我从未见过的骄傲,但他嘴上没有表现出来,“这双鞋子我给你拿去厨房蒸饭的炕头上烘一烘,到中午就能烘干啦。”
“嗯!”
他拿起鞋子要往外走,“你下午来工地的路上慢点走,鞋子不要弄湿。爹走了。”
“爹!如果我要去尿尿怎么办?”
“那就让同学帮你拿一下鞋子。”他说的时候又想到了什么,回到我身边摸出一块钱来,“到时候谁帮你拿了,你就去校门口给他买点好吃的。”
今天上课的时候,教室里总能听到其他同学双脚摩擦的声音。很多人的鞋子也湿了。
“杨兴旺,你脚上的是什么?”上第二节音乐课的时候,同桌的女孩子悄悄问我。
“我鞋子湿啦,我爹给我做了这个。”
“把脚放在里面就不冷了吗?”
“是啊,里面是我爹的围巾。”
“那...那我也可以把脚放进来吗?”她红着脸,仿佛是鼓起勇气说出来的,声音轻的像蚊子。
我看看她的脚,“你的鞋子也湿啦?”
“嗯。”
我低头看了看,“围巾没那么大呀。”
“哦...”
她的声音挺失落的,让我想起了自己鞋子湿了时候的感受,于是把我的围巾也摘下来,低声说:“你把鞋子脱下来。”
她见我拿着围巾,飞快地脱掉了鞋子。
“你拿这个,把脚裹起来。”
她拿过围巾把脚裹起来。我就把脚下的盒子往她那边挪了挪。
她把凳子往我这边靠靠,“可不可以过来点儿...”
“哦...”
当她的脚和我放在一起的瞬间,虽然隔着围巾,但那冰凉的感觉还是让我打哆嗦。接下来我就没心思上课了,那位头发半白的老师在讲台上带着我们唱歌,我在盒子里的脚趾也不停地动。后来女孩那双小脚暖起来,围巾也被我动的松松垮垮,我们的脚就贴在了一起,我的脸也无缘无故的跟着烧起来。
我们把脚放在一起的样子被坐在后边的同学看到了。下课后,就有一群人围着我们,说我和同桌是小夫妻,脚丫子放在一起就像一起睡在炕上一样。不管我怎么和他们争辩,他们也不听。这时候姜一凡到我们教室后门找我,我赶紧叫他去帮我拿厨房的鞋子。
“孙碧玉,把你的鞋子给我。”
女孩伸手去拿鞋子,问我干什么。
我凑到她耳边说:“我拿去厨房里帮你烘干,早上的时候我爹就是这么帮我把鞋子烘干的。你不要告诉别人,不然以后别人也这么干。”
下午放学后,我叫姜一凡跟我去小卖部,我要用那一块钱请他吃零食。
校外,路上的雪已经被扫到了两边,大雪依旧下着,估计已经有一尺厚了。
姜一凡吃着我给他买的辣条,问我:
“你爹还没来吗?”
“我自己走路去工地,你家会来接你吗?”
那包辣条吃得他斯哈斯哈地挠头,“我娘会。”
我看到他脚上的雨靴,说我爹也要给我买一双。
“那太好了,下次我们可以穿雨靴出去玩。”
站在外面很冷,我不断地搓手,“姜一凡,你辣条吃完了吗,吃完了我就先走了。”
姜一凡不肯,“你陪我会呗,我一个人在这里太无聊了。”
“好吧。”
我们又等了很久,整个校门口已经只剩下零星的几位家长,但他们也很快把孩子接走离开了。路上除了我们两个孩子几乎没留下其他什么人,偶尔经过时看我们的那两个大人的眼神在我们的心理作用下也变得凶恶起来。
姜一凡有点害怕,对我说:
“杨兴旺,你说我要不要自己走回去,如果太晚回家,我娘会骂我的。”
我呼吸着大口凉气,点了点头说:
“嗯,那我去工地找我爹。”
“我陪你一起去工地。”
“为什么?”
“我陪你去工地,然后你再陪我回家。”
“那好吧。”
冬天的日子很短,天空慢慢暗下去。
等我们走到工地入口时也不知道是几点钟。前面的空地上跑来一群人,都是这里的工人。他们很快从我和姜一凡身边穿过,其中一人看见我就猛地停了下来。
“兴旺!你爹出事儿了,快来!”
“什么?!”
他又快速朝前面喊:“老张!老吴!老张!老吴!”
前面队伍中露出两个人。
“快过来!兴旺在这里!”
他们俩也急急忙忙地跑过来,看见是我,猛地拉起我就往外跑。
“我爹怎么了?我爹怎么了?”我嘴上不停地问。
他们也不回答我,只叫我先过去。
“兴旺,你跟着你张叔和吴叔。”
老张问他:“老汪,那你呢?”
老汪一把将我抱上老张的自行车,“我去他们村里找这孩子的娘。。”,他说着蹬上自行车避开路人往城外的方向去。
这时候工头又带着五个人从里面跑出来,其中两个人是姜一凡的爹和娘。我转过头去,他爹娘一看到我浑身就是一震。
姜一凡的娘不太敢看我,声音尖锐地和姜一凡说:“你跟我回家。”
姜一凡扭开他娘的手,他爹狠狠地敲了一下他的头,“走!”
我被周围所有人的举动都吓住了。
老张和老吴呆立两秒,不约而同地踩动自行车载着我朝一个方向骑。
我紧紧抱着老张的腰,开始害怕起来,抽泣地又问:“我爹怎么了?我爹怎么了?”
“他...他被钢卷压到了。”
“钢卷?”我并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东西,停了半拍之后又开始哭,“他在哪?”
过了几条街,前面围着大量的人,把整条路都堵住了。
老张和老吴拉着我,快步往人群里赶。人群里拉了一条长长的警戒线,有警车和救护车。我跟着他们从警戒线穿进去,有个警察走了过来。老吴对他说:
“这是...那个男人的儿子。”
那名警察看了看我,低垂着眼睛对老吴说:
“最好先不要带他过去,现在连车头的钢卷都抬不起来,万一滚落非常危险。”
几名医生在那边的救护车旁没有任何动作,我不断地往那边看,刚才没看清,这次猛地看到了那辆大卡车被压扁的车头,直觉告诉我,我爹就在里面。我大叫着,疯了似地往那冲去,他们根本来不及拉我。经过那群医生时,有名护士本能地想要阻止,被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猛地推开。
来到车头,我往那扇残破的门内看了一眼,里面的场景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我爹面朝着我,上半身和两条腿折叠在了一起,腰以上的部分变成一团,手就像麻花一样扭曲着。他的胸口被破损的方向盘刺穿,红红的肋骨被挤扁压碎,犹如勾爪一样刺进身前的仪表盘。整个驾驶室的玻璃上全是血。
老张和老吴跑到我身边,往车里看了一眼,吓得大叫一声,两腿一软几乎就要跪在地上。
我看着从驾驶室内流出的血还在不断往地上滴,脑子里掀起了惊涛骇浪,刚想趴在地上呕吐,直觉得眼前发黑,立刻昏了过去。但很快我又被那群医生摇醒,盯着他们身上象征着救人的白大褂,我哇地哭了起来,问:
“我爹是不是死了?”
他们说:
“我们也无能为力。”
我对他们又踢又打,嘴里大声地说着“你们为什么不早点来”这样的话。打了几下后便只能站在那不停地哭。
老吴去附近认识的锯木厂里借了辆叉车,把车头的钢卷卸了下来。医生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联系殡仪馆,我拼命摇头,他们看我的样子,叹了口气,也纷纷离开了。
老张抚摸着我的头,问老吴:“老杨这咋办?”
“一直停在这里也不是事。”老吴沉默了很久,“我们把他送回村里。”
老张叹了口气,“咋送?”
老吴说:“我得再去借辆车来。”
老张说:“我去,我认识人。”
老张这次去了很久,等他回来的时候开了一辆三轮车,他说那朋友知道是拿来送死人的,直接把他赶了出来,又多跑了几家,最后只能骗人家说是家里运点东西,给了二十块钱。他们弄来一床草席铺在三轮车里,把我爹从大卡车上抬下来运回了村。把我爹放在院子里的时候,我娘瘫软在地上,哭着给他们磕头。
我爹死后这几天,我娘把家里的地板都哭湿了,哭完又去给我们做饭。她拿出以前和我爹一起攒的钱给我大伯,让他帮忙去县城定了口棺材。
已经有段时间没出现的那些人又出现了,他们专挑我们家吃饭的时候站在我家门口的路上,每个人手里都端着饭碗,饭碗里不是鸡鸭就是鱼肉。
“姐哟,我觉得她们家是可怜哟。”
“可怜?我看是自作自受。这男人当初来的时候就欠了外边一条命,来我们村占了个地儿,盖了屋子还分了些田,终了命还是得还回去。我看呐当初还是给日本人杀了的好,也省得吃这么多年苦现在又被压成不是个人样。”
“不是个人样?你见到了?”
“被钢卷压着还能怎么样?你看他们家女人那晚腿都软了,我看着不是心疼男人,就是给吓的,这种日子她肯定也早过腻了。”
“嗨呀!当初嫁过来的时候我就说别嫁吧?就是不听,现在好了,生出来两个娃,爹没了。”
“是啊,何况这家子平日里还爱干些偷鸡摸狗的勾当。就是不知道这两个娃长大了会不会也这样哦。”
“长大?现在他们就有手有脚,连架都能打,你说现在不能干吗?”
人群中的男人负责在后面起哄,女人就站在前面负责说话。她们说得米粒飞溅,说得唾沫横飞,说得树上的冰碴子直往下掉,说得路边的电线杆东倒西歪。仿佛就像一群正义之士见证了某个恶人的倒下,也像一群手握真理的科学家历经数十载后终于验证了自己的假说。她们癫狂地笑着,嘴里不断吐出已经舔食白净的鸡骨和鱼骨,周围几条饥肠辘辘的狗却不敢上前半步。
门关着,我娘听着外面说的话,嘴里含着半个馒头,趴在桌子上抽噎得浑身发抖。我和兴荣蜷缩在旁边面无血色。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两天。第二天傍晚那群人再来的时候,隔壁家原本坐在门口的老妇好像嫌她们吵,就转身进去了。过一会儿,她端着个搪瓷脸盆出来,缓缓走到了门口高台最边缘的那棵树下,开始小心地挪动那双不太利索的双腿。
“死老太婆,看什么看!”
那两个平日里会“打扮打扮”的姜三哥和姜四哥的娘上次就被她带走我和兴荣的举动气得不轻,这次见到了直接口出恶言。
老妇似乎没听见对方的骂声,用脚慢慢拨开地上的最后一块枯木,最后看了眼下面。
“吃也吃不报,饿也饿不到!”
吕吴依说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顺势将手里那盆东西倒了过去。她力气不大,泛黄的液体落在那群女人身前的地上,“哗”地绽开成一朵巨大的花蕊。
女人们根本来不及躲避,飞溅出来的液体落到她们的鞋上、裤脚上。她们乱叫着往后窜,但后面的人来不及反应就绊住了她们的脚,接着摔倒了好几个。
“尿!这是尿!”有个女人大叫。
“啊!这是尿!”
已是连续说了两天不带重复话语的她们,现在嘴里只能不断重复地说出这四个字来。
她们纷纷转身,想让自家男人帮自己擦擦或做点什么,然而男人们闻到那尿骚味儿早已默契地躲得远远的,无论女人们怎么招手或呐喊都不敢靠近。于是她们嘴里尖叫着骂男人是没用的东西,又尖叫着骂老妇是神经病。
最后她们实在无法忍受,只能哼哼唧唧地带着男人回家换鞋裤。
我们听见外面的动静,不知道出了什么事。等我们透过窗户往外看,发现外面的人已经跑光了。
我娘带着我们走出门外,看到了老妇。
她站在树下,举了举手中的脸盆朝我们傻笑。金黄的夕阳照在她瘦小的身躯上,令整片天空的晚霞黯然失色。
这几天我都没有上学,我爹下葬的那天,赵老师也来了一趟。我娘的两个朋友本来也想来帮忙,被她们家男人硬拽了回去,他们怕闲言碎语。
送行的队伍里只有八个人,我娘、我大伯、赵老师、我、兴荣,还有那天晚上的老汪、老张和老吴。我并不知道他们三个不同姓氏的人来自哪里,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只记得在工地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他们三人和我爹一起工作,他们一起流汗,互相拍打着肩膀,喝着水说干累了先休息一会。
天上的雪又开始下起来,和那天一样大。
村里的路上聚集了不少人,前几日下大雪,他们把放在外面的花盆都搬回了屋,后来雪停了又搬出来。现在雪又下起来,他们顾不得再来看我们,纷纷开始搬花盆。
我们穿梭在无数端着花盆赶来赶去的人群中间,那些人影在我们面前晃动着模糊起来,仿佛除了我们八人,其它的一切事物都已经与我们无关。鹅毛大的雪落进我的领口,像是在往我的心口上撒盐。恍惚间,我听到了兴荣和我娘的哭泣,同时我也哭起来。
来到山脚,六个男人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赵老师不解地看着他们,其中一人就让我们停下。我娘轻轻地走过去,给他们每人递了包烟,他们接过去抽起来,但没有丝毫放我们过去的意思。
“嫂子,杨春明不是我们本地人,要埋在这儿,村里人怕是不同意吧。”
带头说话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我记得他,是个整天在村里闲逛、不务正业的人。他虽然嘴上客气,但话语却引得他身后的其余人嘿嘿怪笑。
我娘低着头,抽泣着开始翻衣服里袋。
“这...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老张用手指着他们。
那年轻人看了他一眼,“这几位叔看着不像是我们村里人,应该也不是他们家亲戚。大概是她们家雇来帮忙抬棺材的吧?既然这样就请不要多管闲事了。”
“你!”
“老张...没事,你别说了。”我娘说着翻出袋子里的钱。
赵老师见状重重地呼了口气,上去一把将钱按住。
“你们这是勒索!”
他们几个人看见了钱,上前两步,似笑非笑的脸扭曲成狐狸的模样。
“哦,这还有个文化人呐。”年轻人地盯着赵老师的眼镜,把手搭在赵老师手上,“只是可惜,你那满肚子的墨水却写不出这条上山的路该怎么走。”
他不慌不忙地收回手,两眼讥笑地盯着眼前的赵老师,轻飘飘地对我娘伸出了手。
我娘慢慢推开赵老师的手,开始数那叠钱。
“杨兴旺妈妈...”
“没事...”
我娘给了他们每人三百,手里只剩下几张零钱。那些人吹着口哨离开了。
大伯几天前就把山上的土坑挖好了,就在我爷爷坟墓的旁边。因为怕再有人来找麻烦,我爹埋得很匆忙。
后来赵老师陪我大伯去工地讨说法,我们才了解到事情的原委。那天姜一凡的爹接了给工地运钢卷的活,老板开的价钱很高,他爹拿了钱却觉得运钢卷太危险,不愿意自己去,就谎称自己那天不舒服,说可以让我爹帮忙跑一趟,工头急着要货就没反对。我爹没有什么运送货物的经验,不知道其中的危险程度。半路上有两个孩子从马路边冲出来,我爹情急之下踩了一脚刹车,其中一个钢卷就滚向了车头。
最终他们给我爹赔了五千块钱。
晚上,我娘将洗干净的碗筷叠放好,站在灶台旁解围裙,却发现怎么也解不开。她小时候背东西上山摔过一跤,右手的的大拇指受过伤,触觉受到了影响,所以系围裙的时候有概率会打成结。
“娘,我帮你。”我走到她的身后。
兴荣也走了过来。
她的手不愿意让出位置,还是自己尝试着去解。
我去握她的手往下放,但是我娘的手比我大很多,我只抓得住两个手指。以前我娘的围裙打结了,我爹要帮她解开,她坚持要自己来的时候,我爹就会这样握住她的手放下去。
“娘,你手放下,我解。”
她那比我结实得多的手忽然不动了,轻轻地放了下去,侧着脸对我说:
“从明天起娘陪你去学校。”
40瓦的黄色灯光照在她脸上,她那双漆黑的眸子如一片平静的湖面。
我手上的动作停了停,又继续解绳子,“不用,我自己能去上学。”
我娘虽然点了点头,但还是说:
“没事,我跟你一起进城,顺便找份能干的活计。”
哭了那么多天,我们都已经流不出眼泪了,我只能看看她,“娘,你还好吗?”
她转身蹲下来抱住我和兴荣,鼻尖红红的,抽噎着点了点头。
兴荣说:“娘,我也想去城里找工作。”
“你还小,再过半年就要和你哥一样上学了。”
“娘,让兴荣陪着你吧,不要把他一个人丢在家里。”
“嗯,也好。”
后来长大了些我才意识到,那是我娘第一次和我商量“接下来日子怎么过”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