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大学是一座象牙塔；是知识的海洋；是镀金的地方；是通往成功道路上的桥梁；是谈情说爱、休闲快活的地方。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1918年的开学典礼演讲词中说：“大学为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贩卖知识之所。”他还说：“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无论怎样？大学都是众人向往的地方……
我的大学梦是在26岁那一年圆的。1977年的秋天，国家开始恢复高考，那时候我正在部队当兵，没有机会参加地方的高考，部队报考军校也是根据工作的需要和领导的安排进行的。唯一的一次参加教导队的考试，还因为没有考试经验，卷面上漏掉了数学题的验证过程，被扣了很多分而未录取，也因此失去了部队提干的机会。
1981年的年底，我回到地方后，被安排到民政系统的福利企业——大连市纸箱厂，在政工科工作，那时候叫“以工代干”。白天工作，晚上我就去参加夜校文化课补习。
1984年的春天，辽宁省委组织部委托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办了首届党政干部管理专业大专班，我所在的民政系统及下属单位分配了6个考试名额，我们单位分到一个名额。经组织研究决定让我去参加考试，那一年我们民政系统考上了3个，我是幸运中的一个，据说全市参加考试的有1000多人，最后录取了120人。这个专业是全日制带薪脱产两年制大专班，学费两万元，那个年代由单位推荐上学的都是公费。
报到的那天我异常的兴奋，想不到阔别了8年的校园，今天还能从新回来，开始新的大学生活。这一届的党政干部管理专业共设了4个班，我被分配在一班，全班有30多人，因为是成人教育，班级里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最大的42岁，最小的21岁，多数同学都在30岁左右，我算是班级里岁数小的了，因为年轻贪玩和迷恋爱情，与壮年的汲汲于成名成家略显有些稚嫩与青涩，可能也是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原因吧，班级里的王照利、于滨、孙丽梅还有二班的陈静，我们这几个岁数小一点的同学自然而然就聚到了一起，关系最好的当属我和于滨俩了。下午放学后我们几个家也不回，天天泡在教室里学习。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简称电大）是采用计算机网络、卫星电视等现代传媒技术，运用印刷教材、音像教材、多媒体课件、网络课程等多种教学媒体，面向全国开展远程教育的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它的特点是：共享优秀教育资源，汇集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优秀教师和专家，由他们担任课程中讲教师和教材主编，为全国各地的学生提供了高质量的课程及其教材。统招以全日制面授为主；自考以自学为主，参加国家安排的统一考试，宽进严出。
因为是全日制，所以我们上课是辅导老师面授为主，电视和录音磁带教学为辅。 也因为是第一次上这样的学校上这样的课，接受这种形式的授课，参加全国统一考试，所以，对于如何应对考试，心里没有底，大家都在拼命地学，谁也不想挂科，谁也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和大意。记得第一学期我们所学的科目有：现代文学、公文写作、逻辑学等五门学科，很多知识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本来文化底子就薄学习吃力那是很自然的事了，白天上课，晚上我们就挑灯夜战，有的时候我们几个男女同学晚上到广场上的路灯底下学习，有的时候还去于滨同学的家里学习。从金色的秋天，到风扫落叶的深秋，再到雨雪交加的初冬，寒窗苦读，终于迎来了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记得第一门学科考试的前夜，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发呆的眼睛一个字都看不进去，早晨8点，来到考场上的集合点，我看到好多同学的眼睛都是红红的，我想也许他（她）们的心境和我是一样的吧……
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的考试我和绝多数同学一样，都顺利地通过了，有了这次的考试经历，我们也有了如何学习的经验了，第二学期我们的学习就很轻松了，因为是脱产上学，又是单身，所以有大把的时间任性挥霍。我们党政班的邻居是法律班，他（她）们都是当年的应届高考生，比我们早一届，虽然岁数小，那也是师哥、师姐，每天上学、放学我们都能碰面，有几个女孩时间久了相互就熟悉了，我们经常一起组织舞会，那个年代因为是刚刚改革开放，会跳舞的人凤毛麟角，她们比我们年轻，接受新的事物比我们也快的多，什么快三步、慢四步、探戈、伦巴跳的都那么灵活自如、游刃有余，看着她们那优美的舞姿和矫健的舞步以及那充满活力，散发出青春年少的气息。我们这些哥哥们深感自愧不如，也有意无意地去接近她们，因为我们经常在一起跳舞，后来我们都成了朋友。
85年的5月份，班级党支部要组织大家去千山旅游，为解决旅游的费用，支部委员史大华主动联系一份打工的零活，我们全班同学干了一天，卸了一船的红砖，赚了些钱凑够了全班的旅行费用，于宏同学还回单位（大连渤海啤酒厂）整了两罐灌装啤酒，献给大家作为旅途的餐饮用酒。
五月的春风情深意浓，空气中弥散着诱人的槐花香，我们乘着大客车一路高歌，一路欢笑向“千山”进发。车上，于宏同学穿着风衣，围着围巾，装演许文强，唱着《上海滩》，逗的大家前仰后合。晚上我们在风光旖旎的“千山”脚下载歌载舞，住不起旅馆，我们就睡在大客车上，有趣的是第二天的早晨有人发现车牌不见了，睡在车上的我们竟浑然不觉。
那时候，我们还自发组织各种民间活动，酒协会，桥牌协会，舞协会好不热闹。酒协的同学忙于东家走西家串，轮流坐庄，不醉不休。打桥牌同学参加大连市的桥牌比赛，还获得了第三名的好成绩。
两年的“电大”生活倏忽而过，两年的时光有快乐也有艰辛，1986年的6月正当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鏖战正酣的时候，紧张的期末毕业考试也如火如荼的拉开了帷幕，在那个追星的年代多么渴望看到球星们风采，为了应对考试还是舍弃了电视，捧起了书本。
“电大”，我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怎样学习，无论是知识层面，文学修养，公文写作，都有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为我以后的学习和工作夯实了基础。
因为有了这两年的求学经历，在我后来参加的专升本自学考试中除了外语以外，其它学科都很顺利地通过。
毕业后不久我就调离了原单位来到了新的工作单位——大连日报社，1992年因为工作关系我采写的《高速公路闯口逃费》一文在《大连日报》上发表并获得了好新闻二等奖。
1997年由我组织发行业务人员，协调IT开发人员联合开发的大连日报社计算机发行系统获得成功，并获得大连市科学技术协会所颁发的科学技术进步奖。我撰写的《大连日报计算机发行系统》一文获得全国自办发行优秀论文奖。
从1995年—2000年，《大连日报》每年的发行征订宣传专版也是由我和总编室的领导和老师们一起，组织稿源设计版面。
我所取得的这些成绩都是与在“电大”的学习生活分不开的，我要感谢我的母校，感谢我的老师和我的同学们！
“电大”的时光令我向往，更令我难忘， 广播电视大学虽然没有秀丽的校园；没有林立的楼舍；没有矗立的围墙，但它那含金量十足的毕业证书，却有着沉甸甸的分量！
原创：尚卫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