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东北深秋，风裹着碎雪沫子往窗缝里钻，王桂兰正把最后一瓢玉米面刮进铁锅，铁勺搅出的糊糊冒着热气，糊住了房梁上悬着的干玉米串。灶坑边的五个丫头片子跟孵蛋的老母鸡似的挤着，最小的五丫才四岁，冻得鼻尖通红，盯着锅沿的眼睛比灶火还亮。四丫蜷在春桃怀里，发着低烧，小脸蜡黄，呼吸都带着细微的呼噜声——这病已经拖了三天，王桂兰说“丫头片子抗造”，只给灌了两碗凉白开。
“都坐好！”王桂兰把铁锅往灶台上一墩，木锅盖“哐当”撞出火星，“军儿呢？喊你弟吃饭！”
大姐春桃赶紧往灶膛添了块劈柴，火舌舔着锅底，映得她脸上的雀斑格外清晰。她往东屋跑时，特意绕到水缸边，用破碗舀了半瓢温水，兑了点灶灰里捂热的红薯干，先喂四丫咽下去。东屋炕头铺着家里唯一的花褥子，六岁的李军正趴在上面撕作业本，铅笔头在糊着《人民日报》的墙上画满歪歪扭扭的小人，其中一个被他涂成黑团，说是“跟我抢窝头的四丫”。
“弟，吃饭了。”春桃声音轻得像灶灰，怕惊着他手里的铅笔——那是李守业托钢厂的工友从城里捎来的，五毛钱一支，够买两斤玉米面。
李军把作业本揉成球砸她：“我要吃白面的！昨天说好了，今天给我蒸馒头！”他的嗓门又尖又亮，震得房梁上的灰尘簌簌往下掉。
这话刚好被端着碗进来的王桂兰听见，她立马变了脸色，不是生气，是疼惜。伸手在李军脑门上虚点一下：“小祖宗，就知道你惦记这个。”说着从碗柜最底层摸出个铁盒，钥匙挂在她裤腰带上，叮当响。铁盒里躺着三个雪白的馒头——那是她攒了半个月粮票，又用李守业的劳保手套跟钢厂食堂的大刘换的，大刘的媳妇刚生了娃，正缺厚实的手套。
堂屋的八仙桌上，五个丫头的粗瓷碗里都盛着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玉米糊糊，碗边放着半块糠菜窝窝，窝窝里掺着剁碎的杨树叶，嚼着剌嗓子。李军被王桂兰抱到主位，手里攥着热乎的馒头，咬得满嘴掉渣。他突然把咬剩的馒头往地上一扔，指着三丫秋月的碗：“她碗里有块红薯！”
秋月吓得一缩手，那是她早上拾柴火时在公社的地里刨的，冻土硬得硌手，指甲都掀翻了一块。她偷偷藏在怀里暖着，想给发烧的四丫吃。王桂兰二话不说，伸手就把秋月的碗夺过来，红薯扔进李军碗里：“吃你的，跟丫头片子抢什么。”秋月的眼泪“吧嗒”掉在糊糊里，混着热气蒸得眼睛发疼，她不敢哭出声，怕王桂兰拿柴火棍抽她——上次她跟李军抢板凳，被打得胳膊青了好几天。
里屋的李守业咳嗽着出来，他是钢厂的炉前工，去年出钢时被钢水烫了左腿，伤口总化脓，在家养伤快一年了，每个月只能领六成工资。看见地上的馒头渣，他皱了皱眉：“桂兰，粮食金贵，咱攒这粮票不容易。”
“军儿正长身体呢！”王桂兰把另一个馒头塞给李军，“他是李家的根，饿坏了怎么办？丫头们粗养惯了，没事。”她瞥了眼四丫，“这丫头烧了三天还没死，说明命硬，不用管。”李守业张了张嘴，想说“昨天兽医站的老张说，孩子烧到抽风就晚了”，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炉前工的火暴脾气，在“传宗接代”这四个字面前，软得像煮烂的红薯。他端起自己的糊糊碗，一仰脖灌了下去，糠皮卡在喉咙里，咳得胸口发疼。
春桃把自己碗里的窝窝掰了一半给秋月，又舀了半勺自己的糊糊，兑了温水给四丫喂。二姐夏荷“哐”地把碗往桌上一放：“凭什么他天天吃白面？四丫都烧糊涂了，你也不给她买片退烧药！”
“反了你了！”王桂兰抄起灶边的柴火棍，棍上还沾着灶灰，“丫头片子养大了都是泼出去的水，给你口饭吃就不错了！再闹就把你送乡下姥姥家，让你跟你姥姥拾粪去！”
夏荷梗着脖子，眼泪却掉了下来。她今年十三，已经能帮着队里割猪草挣工分了，一天能挣五个工分，够换一斤玉米面。可每次分的粮票，王桂兰都全换成白面给李军。有次她发高烧，烧到说胡话，王桂兰只给她喝了碗凉水，转头就去供销社给李军买了水果糖——一毛钱十颗，是夏荷三天的工分。
李军嚼着红薯，咯咯地笑：“二姐哭了！二姐是小气鬼！”他把红薯皮吐在四丫身上，四丫迷迷糊糊地哼了一声，春桃赶紧把她往怀里搂了搂。王桂兰拍着李军的背哄：“咱不理她，军儿以后是要当工人、坐办公室的，跟这些丫头不一样。”
窗外的风更紧了，刮得窗纸“哗哗”响，糊窗纸的糨糊是用玉米面调的，早被雨水泡得发松，眼看就要破了。春桃看着妹妹们的眼泪，看着母亲对弟弟的笑脸，把剩下的窝窝塞进嘴里，粗粝的糠皮剌得嗓子生疼。她知道，这样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