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我们家一共搬了五次家，在那些各式各样的房子当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小时候我们家第二次搬家时住过的老房子。

那是一间连二的土坯房。进门是堂屋，墙上挂着一幅中堂画，左右的对联和中间的人物抑或山水画，一律用红线拉绊着，显示出那个时代的农村特色。堂屋里摆着一张八仙桌，那是做木匠的二叔打制的。桌子的质量很好，显得很笨重。平时一家人在一张小方桌上吃饭，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这张八仙桌才会派上用场。

父亲在小镇上当工人，母亲在农场种地，家里的农产品是少不了的。那张八仙桌的下面有一口红薯洞，家里收获的红薯就藏在地洞里，可以防止腐烂，洞口就用一只铁桶盖盖着。只要愿意，我们就掀开那只盖子，下到薯洞里取红薯，一窖红薯往往可以从年头吃到年尾。

从堂屋右边的门进去，就到了父母的卧室。屋内的陈设很简单，一张古色古香的大床，两边的帐钩上挂满了铜钱；一张穿衣柜，柜上有一面大镜子；靠窗户的地方摆放着一台缝纫机，那是母亲缝衣服的地方；屋内还有一张写字台和两口木箱和两只铁桶。一只铁桶里装着大米，另一只铁桶里则装着面粉和粉条干菜之类的食物。不用问，家里一点值钱的东西都在这儿了。

写字桌上的抽屉上了锁，家里的一些重要的证件和存折都在那只抽屉里。我和弟弟对那只抽屉充满了好奇，记得有一次我们贪图吃糯米糖，苦于没钱，便耍起了小聪明，将旁边的一只没上锁的抽屉拉开，弯着小手，从缝隙当中在上锁的抽屉里取出了10元钱。那是我们第一次做的无法无天的事，事后自然挨了父母的一顿狠剋。

从堂屋往后走就到了我和弟弟的房间，房间很小，摆放着一张床，一张小桌子。房子里的光线很好，只因头顶上有一口亮瓦。墙边摆放着一只木楼梯，帐顶旁留着一个四方的口子，攀着楼梯从那儿上去，就到了家里的暗楼上。楼上的东西很少，只摆放着一些树木和杂物。平时家里人很少上楼，只在下大雨捡漏的时候，父亲才会上去查看屋顶的漏点，移动一两块布瓦。

再往后就是厨房了，厨房里有一座老式的灶台，有一口大的水缸。农忙季节，母亲下地干活，无暇做饭，八岁的我第一次学着做饭。那时候没有电饭煲，米粒在大锅里熬着，水煮开几分钟以后，拿锅铲在锅底搅动，观察米粒似熟未熟的时候，拿一只铁瓢在锅底一舀，将米粒和米汤倒入一只架在脸盆上的筲箕里。接下来就开始刷锅炒菜，我的个儿小，够不上灶台，炒菜时就站在一只板凳上。菜炒好以后，洗完锅，将筲箕里的米粒倒入锅中，用瓢沿着锅边加入少许水，柴火灶里加入一只草芭，大火一焖，闻到米香，饭就熟了。

母亲回来，看到我做的饭菜，虽然米饭有些焦糊，菜色也不好看，但儿子总算学会了做饭，她感到很欣慰，我也为自己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而感到骄傲。

厨房隔壁的小房子是爷爷的房间。一间不大的小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坛坛罐罐，里面装着各种腌菜。什么腌酸菜啦、腌萝卜干啦、腌洋姜啦、腌榨菜以及臭豆腐乳等，应有尽有。腌菜尽管没啥营养，但绝对是很好的下饭菜，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它丰富了我们的餐桌。爷爷是一位种庄稼的好把式，犁种耕耙，样样在行。

爷爷的另一重身份是屠户，他伏猪的技术远近有名，只一刻功夫，它可以将一口肥猪如庖丁解牛般收拾得井井有条。十里八乡的农户都会请爷爷上门伏猪，作为酬劳，爷爷每次都会拎回三两斤猪肉。那是孩子们巴望的时刻，因为只要爷爷伏猪回来，一家人就可以美美地吃顿饺子或吃一大碗红烧肉了。爷爷的房间里有一口大箱子，里面珍藏着他伏猪的工具，刨子、尖刀、板斧、钩链等，一应俱全。

从后门出去，后面是一片土山岗，离房子两三米，有一条斜斜的小坡通上去，上面便豁然开朗了。那是一片空阔的草甸，也是我和邻家的孩子们嬉戏的地方。外间厨房的隔壁搭有一个披屋，披屋的建筑很简陋，三面用树木制成，借着地形的坡势矗立起一道天然的墙，竹编围得严严实实，屋顶盖着油毛毡，风雨不透。披屋里有鸡埘，常有母鸡咯咯哒地叫着在鸡窝里下蛋。这一处也是家里临时的羊圈，在那些养羊的日子里，几只山羊晚间便栖息在这间茅屋里。

世事变幻，沧海桑田，如今我家的那间老房子早已不复存在，有后来的居民在原址上建起了新的楼房。然而老房子的模样却时时出现在我的记忆里，一物一什，那样的亲切，那样的让人留恋。岁月流转，一去经年，却仍清晰如昨。那是记忆里永远抹不去的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