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0年上海在华传教士大会上，和合本圣经翻译计划成为大会一项重要议题。在华三大圣经公会均派出代表与会，并在讨论阶段向大会委员会表达意见。其中，苏格兰圣经会（The 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驻汉口经理约翰·阿奇博尔德（John Archibald）反对翻译新的圣经译本。他认为，和合本翻译计划非但行不通，而且也不可取。理由是：
第一，过去几十年来传教士已翻译了不少中文圣经，能够满足中国教会的需要。第二，在达致完美译本之前，改进译本的努力将会继续，相反，和合本或者权威译本的出现，将阻断人们继续努力翻译出更优秀的译本。第三，和合本翻译计划中提到将以原有某些译本为翻译基础，兼采其他译本之所长，问题是选用哪一种译本为基础，目前难以取得共识。第四，保持不同宗派的译本，传教效果甚于和合译本。因此，与其支持新的和合本翻译计划，毋宁改进原有译本。
他呼吁，“无论何时，只要发现以联合（union）之名行整齐划一（uniformity）之实，人们就应群起而攻之”。因为，“真正的联合值得称道和培育，然而在时机未成熟之前，强加整齐划一的圣经、术语、方法和其他方面，不会使我们团结，而是带来分裂”。
阿奇博尔德的话有没有道理呢？可就其理由逐一分析。首先，据统计，1890年之前，在华出版的新教传教士翻译的中文圣经，加上各地方言译本，至少已有39种。[1]试想，如此众多的不同译文，于中国教会自身的成长和信徒之间的交流及合一，利多还是弊多？第二，揆诸历史，没有一种号称完美的译本出现后，人们就不再继续修订甚至重译新的圣经，即便是后来问世的和合本圣经亦然。第三，选用何种译本为基础，自有圣经公会之外的大会委员会提议，经大会表决公断。第四点不值一驳，只有时间能证明。
阿奇博尔德给“联合”加上强制色彩，夸大了不同译者彼此合作共事的难度，其实背后最重要的考量可能是利益关切，即和合本圣经的出现，必将削弱苏格兰圣经会支持的杨格非圣经译本之发行量。杨格非译本正是他声称宁愿改进的原有译本。借助1885年出版的杨格非浅文理新约圣经、1889年印行的杨格非官话译本，苏格兰圣经会的圣经发行量一度直追大英圣书公会。对于后来者的挑战，日渐感到压力的大英圣书公会岂会放过如此大好机会，不去全力支持和合本圣经翻译计划吗？毕竟，和合本圣经瞄准的目标读者是当时的3亿中国人，如此广大的市场肯定是三大圣经公会的必争之地。
不过，阿奇博尔德引述同事斯洛万（Slowan）的报告，称目前进行和合本翻译时机还不成熟，理由是传教士和当地中国学者的能力有限，难堪大任。这一点不无道理，其实也预见到此次大会结束后持续一年零两个月的关于圣经原文基础文本之争论。
[1] 中华续行委办会调查特委会编，蔡咏春、文庸等译，《中国基督教调查资料（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1237—1241页。
参考文献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18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