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书法的奇崛之美
作者//郭有生
世人观书，每见奇崛纵横、意态险绝之作，辄以“怪奇”目之。若更见其笔走龙蛇，不拘常格，便又轻易掷下一句“江湖伎俩”。这实在是轻率的判词。书法的怪奇风格，若要洗脱江湖的野气，成就一种格调高雅的美，便不能是无根的狂乱，无本的浪荡。它必须是从千年法度的深井中，汲取那最清冽的一泓，再以自己的魂魄为酵母，酝酿出的新醅。
真正的怪奇，其骨子里是驯顺的，是对法度最深刻的皈依后的超越。昔人论诗，有“先从法入，后从法出”之语，书法亦然。那看似离经叛道的每一笔，背后都藏着一双曾与古人朝夕晤对的眼睛。譬如徐渭，其草书如疾风骤雨，满纸云烟，点画狼藉，似乎全无法度。然细观之，其使转纵横之间，何尝没有羲之之蕴藉、献之之峻峭？他只是将那些森严的法度嚼碎了，咽下了，化作了自己生命的呐喊。那奔涌的，是积贮了太久的才情，冲决了形式堤岸的洪流。反之，江湖书法，恰是未曾入得门去，只在墙外张望，便模仿那奔放的姿态，搔首弄姿，自以为得了神髓，实则连皮毛也未触及。其病在“空”，腹内空空，法度空空，唯余一身造作的狂态罢了。
进而论之，怪奇之能成其高雅，又在于它并非徒然的形式炫技，而是书者全幅人格与精神气象的投射。书为心画，此之谓也。一种风格的成立，必有一种精神为其注脚。我们赏八大山人的书法，那秃笔之下，线条枯瘦冷逸，结构奇崛简括，仿佛总含着一种不言的孤傲。那不仅是技巧的选择，更是一个旧王孙在天地倾覆后的无言控诉，是“墨点无多泪点多”的沉痛。那怪，是命运的刻痕；那奇，是灵魂的棱角。再观清代傅山之“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其书作看似笨拙支离，实则内蕴着一种不屈的道德气节与反流俗的美学主张。这怪奇，于是便有了思想的重量，有了风骨的支撑。
而江湖书法，所缺者正是这“精神的注脚”。它往往为怪而怪，为吸引耳目而故作惊人状。其笔墨，是飘浮的，是无根的，仿佛市井间的喧哗，声音虽大，却无甚意味。它或许能博人一笑，却无法引人深思；或许能令人称奇，却不能让人肃然起敬。二者的分野，在于前者是“我手写我心”，怪奇是内在生命满溢而出的自然形态；后者则是“扮鬼脸”，怪奇是涂抹在表面的廉价油彩，一洗便褪去了。
再者，怪奇风格欲臻高雅，还需有内在的韵律与和谐的构成。这仿佛是音乐，即便是最激昂的乐章，也自有其节律与和声的法则。狂草的大家，如怀素，其《自叙帖》笔势奔腾，如惊蛇走虺，骤雨旋风，然而通篇观之，疏密、轻重、疾徐、欹正，无不暗合节度，构成一个生气贯注的有机整体。那是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狂放的表象下，潜藏着严谨的秩序感。这秩序，便是那“定海神针”，使得一切的奇思妙想，不至于流于散漫与混乱。而江湖体，往往失之于“乱”，点画无源，布白失当，徒见张牙舞爪之态，而无内在的呼吸与节奏，遂成一盘散沙，一堆瓦砾。
由此观之，怪奇与高雅，并非冰炭不容。其转化的枢机，不在形式本身的新异，而在其背后的底蕴、精神与理路。法度是它的根基，精神是它的灵魂，而内在的和谐则是它的骨架。昔苏东坡论诗文书画，有“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期许，移来论此书法的怪奇风格，正是最妥帖的注脚。
那真正高妙的怪奇，不是法度的叛臣逆子，而是法度家族中，那个最为不羁，却又最得神髓的逸群之才。它出走千里，血脉里仍流淌着古老的家风；它面目迥异，眉宇间却烙印着不变的传承。当我们面对一幅这样的作品，我们所震撼的，不只是那奇崛的外形，更是那穿透纸背的、与古贤对话的深厚，以及书者那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灵魂的狂歌。这般的美，才当得起“格调高雅”四字，它让惊异化为沉思，让怪奇成为永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