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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这本书，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应该好好读读。在网络上找到电子版，不紧不慢地看了一段时间，也有写下当时自己的想法。后面要会员才可以看，我心想，不如买本纸版的读读，在旧书网买了一本。
收到书后，发现非常旧。旧点本没有什么，书嘛，重要的是内容。可是封面看起来也不怎么正经:是一幅近乎色情的图片。我也没有在意。最近有空打开读了几页，糟糕，好多错别字！文章里的意象本来就跳跃难懂，再塞进这么多错别字，严重影响了我对文字的理解。
我想我还是买个电子书的会员，再来对着校正错别字，试着好好把书读完。
我跟朋友住在巴黎的一个别墅，房子干净整齐，朋友身上却长满了虱子。我没有钱，没有依靠，没有希望。但我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我是个艺术家。
这本书，不是书，是连续公然侮辱，是在艺术的老脸上吐上一口臭痰……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再加上翻译的问题，这些都是理解文章的障碍，但不难明白:作者的态度是反叛，不屑，是反传统的。
我总是想着吃:吃是少数几件我喜欢做的事情之一。我叫朋友买一点早点，他却总是吃过早点才回来，还说去餐厅吃完全是为了我，他不忍心看到我看着他吃那么好。
另一个“人妖”、“守财奴”朋友，有咖啡没糖没奶精，有面包没奶油，有肉没汁，再不然就连肉也没有……但是，“如果他会让我好好吃一顿早餐的话，什么我都可以原谅。”在板凳上坐下来，用力挤压肚子减轻饥饿的折磨……
虽然我们几分钟前才吃过早餐，但是“我”觉得饿的要命。
序言里介绍说，亨利.米勒，美国作家，以性的赤裸描述闻名于世。是的，文章里关于性的描述，我觉得跟中国农村妇女骂街，有异曲同工之妙，他善于夸张和想象。
我要把大家写书的时候刻意避开的东西毫不保留的写下来，现在只有这件事深深打动我。这个时代需要暴力，可是我们的爆破是那么微不足道。
这是米勒的心声，其他人不提性，他偏要大写特写，别人不提肮脏、阴暗的一面，他偏要写虱子，跳蚤，水沟里流着的浓稠的精液。塞纳河岸的老树滴下如泪的水珠，讨声如泣如诉。“我”怆然独树塞纳河，说不出心里的感受是什么，也没有人可以说……
我下定决心细细读一遍，写这些阴暗的东西可吓不到我，毕竟真实世界的阴暗可怕可是远超想象。
凡是人的生命，不离两件大事:饮食，男女。这是我刚在网络上找到的解释。看来只要是人类，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本质都是一样的。
我老是在饿着肚子。“肚子饿得想把小朋友手里的鸡块抢过来”，但是我假装已经吃过了，这是虚假的礼貌。走在街上，街巷上都散发着食物的香味。这边走走，那边瞧瞧，食物，食物，食物。没有别的。肚子饿得像螃蟹在咬。
我看过很多描写肚子饿的，米勒的描写还是在众多“肚子饿”中别具一格，特别有趣，让人感同身受。如果是我饿着肚子在街上逛，肯定昏昏沉沉走不动路，看到吃的，闻到香味更饿，还不如坐下来省点力气，或者回家弄点吃的。我不能回家，家里也没有吃的，本来就是为了避开柏理士吃午饭才出门的。
我空着肚子坐在工作室，柏理士看了会难过。又不请我一起吃，因为他负担不起。这太糟糕了，只能饿着肚子了。
我在战斗广场附近的诺堤叶老社区停留了一会儿，想起了我跟婕敏的第一次相遇。
婕敏是一个妓女，她跟别的妓女不同，尽管从外表完全看不出来。那是有什么不同呢？她一点也不赶时间，神色愉悦地跟我谈东谈西，她喜欢我穿的灯笼裤，觉得很帅——虽然屁股已经磨穿了，幸好夹克可以遮住屁股。
她要我请她吃饭，给她买烟，叫计程车给她坐，但是我不觉得不高兴，我实在太喜欢她了。当婕敏知道我的处境后，对我好得简直没话讲。甚至为了没有借我钱而跟我道歉。
婕敏是天生的妓女。她完全满意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甚至高兴自己能扮演这种角色。她的心冷漠而又松软，是一颗无所依附的心，自有主张，完全可以超然身内。
比起她，另一位妓女，克劳黛，她有一条灵魂和一颗良心，她有她的高尚，但是对于一个妓女而言，这是坏事。
她是法国中等家庭出身的一个好女子，受的教育也不错，可惜被命运作弄了。她本质无法承受生活上的重击，她没有那种韧性。她给人一种哀伤的感觉，让你觉得，你只是命中注定摧毁她的洪流中的一介浪头而已。
作者说:婕敏是对的。她无知，她好色，她把全副精神投注在工作上。
克劳黛不对吗？一个“中等家庭出身的好女子”“受的教育也不错”，命运作弄做了妓女，叫她怎么不哀伤呢？只要想想以前的日子，想想本来会过的日子，再看看现在现实的样子，估计眼泪都会落下来。
我们都是被命运摆弄的人，谁能真正扼住命运的喉咙呢？克劳黛是让人同情的，她有灵魂和良心。只是作为一个妓女，还是像婕敏那样更容易些，更开心些。
要在以前，我也是这样的想法。现在我觉得痛苦也是必要的，痛苦不一定都是坏事。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里面，男主不就是靠着痛苦活下去的吗？如果克劳黛忘记了她本来的出身，忘记了痛苦，变成了跟婕敏一样，那克劳黛这个人也就被消解了，不是真正地存在了。
卡尔说:“我一讲到吃饭，你就变得容光焕发！”他说的是真的，我很健康。我和我的未来之间，只摆着一件事情，那就是吃饭。
卡尔一个礼拜休一天假，在休假日，带着我去大吃大喝，几乎把他身上的钱花光。
接着拉我去了圆庐，我想是酒吧之类的地方。在这里碰到了醉的差不多的马洛，描写马洛的句子有点绝:“看着像一具骷髅，上面挖了两个洞，洞里粘着两个死蛤蜊。”这个比喻真是随意而可怕。
马洛喝得很醉，唯一能说清楚的一句话是“你付账！”他神神秘秘地告诉卡尔他听来的一些闲言闲语，卡尔一次比一次绝望，不敢相信自己快要失业了。
马洛看到卡尔绝望的样子，似乎深深受了感动，建议卡尔接下来他的那份工，刊物。卡尔和我拖着马洛，他醉得太厉害了。
卡尔对我说:“我们就照他的话做，把他的那份烂刊物接下来，然后把他搞个鸡飞狗跳。”“把别人的稿子抽掉，全部换上我们自己的鸟东西……我们要把他搞得鸡飞狗跳，好好的搞它一期，然后让它就此完蛋大吉。”
两个人想到这个憋着气，不敢笑的太大声。到这里， 我才明确知道书里的“我”在巴黎唯一做的事就是写东西，像他自己说的，他是个艺术家。在香榭大道上，他思潮如泉涌，如果有钱，想请个秘书以便随时口述。
四个人挤在一起睡觉，马洛臭的像条熏鱼。喝醉酒的人的确臭不可闻，不用详细描述，大家都懂。“像条熏鱼”简练又精确。
只要你敢去开口，应该没有人会拒绝请你吃顿饭才对。我抱着这样的想法，连着写了十几封信，“你愿意请我一个礼拜和你吃一顿饭吗？请通知我哪一天比较方便。”就这样，我饱饱地吃了很多顿。我需要做的是给主人我稿子的复本，或者隔天带他们家的小孩去公园。
席维斯特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他说的每句话都让“我”讨厌，但“我”存心奉承，刻意让他乐昏头，背地里已经骂了他两页纸。
“那感觉就像他把那只割过包皮的老二掏出来，对着大家撒尿。就像他的膀胱穿了孔，一股温热的尿源源不绝的流出来。”
把别人讲的废话比作“撒尿”，真的是前所未有，骂人也太脏了。
语言代表寂寞。说得太多，只说明他空虚寂寞，原来说话太多这么惹人烦，幸好我不喜欢说那么多。人总是有表达的欲望，看来要选择正确的方式。我更喜欢安静的表达，比如这本书，如果不是主动打开，你不会听到米勒骂人。比如一幅画，如果你不是主动去看，你不会注意里面的内容。果然温和一点的表达更容易被人接受。
我的脑子坏掉了，书上写的东西一点也看不懂了。但是我发现那其实是一种魔幻主义的场景，回过头来再来看，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芬妮打开皮箱的场景:芬妮坐在长沙发上，腿悬在那儿，踩不到地板，像一个老化的蓄电池。摩多夫像一只大蛤蟆一样跳来跳去，他滑了一跤，四脚朝天。芬妮用大脚趾戳他，“芬妮，再戳，你戳得很舒服。”
这次她狠狠一戳，他的肚子凹进去，无法再凸起来。恢复力气后，他弹跳而起，在家具上跳来跳去。他坐在她的肩膀上，把她的耳朵咬下一小块，但是她依旧毫无生气，依旧像一个没有汁液的蓄电池。
他跳到她的大腿上，躺在她的怀里。他的眼凹上粘着两颗时髦的西装扣子。“芬妮，帮我解下眼睛的扣子，我想看你更清楚一点！”芬妮把他搬到床上，在他的眼睛上滴了几滴滚烫的烛蜡。她把戒指摆在他的肚脐的四周，在他的屁股里插了一支温度计。
她认出他，他突然缩小，缩到完全看不见（感觉像是气球被放了气）。她到处找他，连肠子都翻出来找。有个东西在挠她——她弄不清楚在哪里。床上全是蛤蟆和扣子，扣子一颗颗掉下床，蛤蟆一只只爬上墙。那东西在她身体里面一直挠她。如果不把它找出来，她会笑死掉。
“芬妮，皮箱里面有很多漂亮的东西。芬妮，你听到我在讲话吗？”
芬妮在笑，笑得像一个肥胖的虫。“天哪，摩义（摩多夫），有一个东西在挠我……我快受不了了！”
第二个魔幻场景，我在电影院里合眼睛睡觉时:我站在天井里头，睁开我的玻璃眼，地上的石板又湿又滑，石板的缝隙都是黑色的蛤蟆。
我把我的人造眼睛拿下来，吐了一点口水，用手帕擦亮。一个女人坐在桌子后面，脖子上盘着一条蛇，彩色的金鱼缸里面游着奇奇怪怪的鱼，墙上挂着各种地图。房子的角落，铁床上躺着一具尸体。那个女人疲倦地离开桌子，把尸体移开，随手扔出窗外。然后又从鱼缸里抓了一条金鱼塞进嘴巴里面。
房子慢慢旋转，陆地一块一块滑进海洋，只剩下这个女人，但她的身体却变成一围土地，艾菲尔铁塔在冒香槟，铁塔是用数字建成的，还镶着黑色的蕾丝。下水道的水波涛汹涌，大地只剩下屋顶，屋顶上是奇奇怪怪的几何图形。
如果你还在清醒地用一般的逻辑来读这些，脑子里肯定变成一团浆糊。当我明白:这不过是魔幻，是想象，是梦境。就觉得这些描写是自然而然，也没有那么难懂了。
文中还有一些绝妙的比喻，我刚刚打开微信读书，看到有书友评论:“太损了！”这个词语很恰当。
把喋喋不休讲话比作:膀胱穿了孔，一股温热的尿源源不绝地流出来。
难喝的汤比作:像把抹布放到汤里面熬，吃起来酸酸的。味道简直像死人的脚趾头。抹布和死人的脚趾头我相信没有谁真的尝过，看到这个描述都忍不住“呃——”
爱默生说，人生的意义决定于一个人每天想的是什么。果其然，那我的人生简直就是一条巨大的肠子。我不但整天在想吃，连晚上做梦也梦到吃。这段对“我”的认识，的确是对书中的“我”绝妙的总结。
我在戏院门口认识了谢尔盖，他魁梧又温柔，十足的男子气概，可是有一副女人心肠。
他邀请我教他英文，他给我提供丰盛的俄国菜，让我住他那里。
糟糕的是，吃完饭之后，看到小狗的脚前有几条寄生虫，他用手抓了一只，放在桌子上，要我教他“寄生虫”的说法。
晚上躺在客厅的地板上，杀虫剂的味道令我窒息。我看到桌子上各式各样的寄生虫，戏院大厅每一条缝隙都挤满了蟑螂、跳蚤和臭虫。大家拼命地抓，直抓得皮破血流。成群的蠕虫在布景上爬，像蚂蚁兵团，看到什么吃掉什么。歌舞女郎把身上的白纱戏装脱掉，全身光溜溜地奔下走道；观众也脱掉衣服，彼此也脱掉衣服，彼此抓来抓去，像猴子一样。
这一段想象完全是因为谢尔盖捉一条虫子给“我”看引发的。专门喷杀虫剂的谢尔盖对付虫子应该很有办法才对，“我”真的讨厌虫子可以拿杀虫剂对它们大喷特喷，让它们全部死掉，就不会出现戏院里，想象中的可怕的一幕了。可是杀虫剂的味道也让“我”感到窒息，床垫浸防腐剂浸得湿漉漉的，像是虱子、臭虫、蟑螂和条虫住的停尸间。原来虫子的“尸体”“我”也怕，找了个借口，“我”逃离了谢尔盖的家。
我捡到一张演奏会的门票，饿着肚子听了一场音乐。
我什么都听进去，连针掉在地上的声音，我也听得清清楚楚。
好像我没有穿衣服，而身上的每一个毛细孔都是一扇窗子，所有的窗子全都开着，光线一下涌进我的五脏六腑。我可以感觉到光线沿着弧形的胸腔绕行，我的肋骨系在一具空荡的厅堂上，随着回音不住在颤动。
很久很久以后，我陷入一种半意识状态，人变得出奇的平静，身体里面好像有一个宽阔的湖泊，湖面漾着七彩光泽，冷冰冰的，像果冻一样。一群群候鸟像旋风一样自远处升起，掠过冰冷澄净的湖面，脚细而长，羽毛闪闪发亮。它们展翅飞过我的锁骨，消失在白茫茫的空中，然后，仿佛有一个戴白帽子的老太婆在我周身踽踽而行，那些窗子一扇一扇慢慢地关了起来，我体内的器官于是又恢复原状。我目光所及真的有一个头戴白帽的女士。
我不懂音乐，这两段音乐的描写不是在写音乐，是在写听音乐的感受。细致入微，而且很有美感。跟文章中其他可怕的意象，还有张嘴就来的粗俗骂人的话，完全不同。我想，这段音乐是舒缓的，温柔的，所以让“我”产生了这样的感受。
演奏西班牙乐曲的场景:整个场子像是充了电。每一个人都板凳坐三分之一，他们全被鼓声震醒了。整个乐园似乎都提高了警觉。曲子快得像在打陀螺。
演奏德步西的乐曲的场景:音乐实在太滑溜，只能想到一只花瓶慢慢在旋转，瓶子上的图案慢慢消逝在空中。最后只剩下光线在转。坐在我旁边的人已经睡死了。
拉威尔的曲子:鼓声开始响起的时候，我在想，鼓声应该会一直持续下去才对。这个曲子带有一种英雄气概，如果他要的话，他可以让我们全部发疯。但是他没有这么做，鼓声一下子消失掉。这就像，正当他在踏着狂乱的步伐时，他突然想到他身上穿着燕尾服，于是，他阻止了他自己。
“我”认为这是个很大的错误。艺术就是要发挥得淋漓尽致。如果你用鼓声开始，那你就应该用黄色炸药结束。
这想法很“米勒”，很疯狂。
我在微信公众号还有知乎里搜索，想找到米勒究竟听了什么音乐，如果我听又会是什么感觉呢？可惜什么也没有找到。打开QQ音乐搜索西班牙乐曲和德步西乐曲，的确有这样的乐曲，可不敢保证跟米勒听的是同一个东西。
西班牙乐曲像是有人在跳踢踏舞，同时伴随着鼓声，还有吉他声，还有好几种乐器，我也说不上来是什么，总之很欢快。
德步西乐曲给我的感觉很空灵，有点像竹笛，一位隐世的高人，坐在远离远离俗世的山间吹奏的音乐，但他爱这个世界，乐声让人愉悦。的确有一种旋转的感觉。
我坐在房间里，打开手机听的音乐，外面还传来小区装修的声音，小鸟的叫声。跟米勒听到的音乐着实不能相比。如果可以听到他听的音乐，我的感受会是什么呢？我很好奇。
我曾经受雇于一个印度人——难塔提，每天帮他做菜打扫卫生。
他非常吝啬，账都是用珍珠付的，而他随身只携带脖子上那一串珍珠。他蹲马桶的时候总冲我大叫:给我倒一瓶水来，人要洗屁股。我要喝茶的时候，他走到我面前，大声放屁。
他从来没说过对不起三字。我根本就是这个奴才的奴才，我是一个没有贞洁，没有脾气的人。
难塔提每天都要祷告，按照一种规定的方式来洗澡，他靠祷告支撑下去，他跟神明的关系好得不得了，他知道怎么去巴结神明，怎么从神身上弄一点钱花。
他会把发霉的面包拿来请客，或者送给看门的老太婆。他有一个朋友盖皮——跟他一个德性，像寄生虫一样吸附在自己同胞的身上，再穷他也不放过你。
不管你去什么地方，盖皮都可以抄近路，他总会想办法帮你节省，然后和颜悦色地说:“买支小雪茄请我抽好不好。”
难塔提教我一句能带来好运的一句话:“奄哞尼叭咪牛”，可惜我无法学会。
后来我帮盖皮带一个印度青年去找小姐后，我脱离了难塔提的魔掌。发生了一件啼笑皆非的事:印度青年正准备嫖娼的时候，找不到厕所，把大便拉在了浴盆里，被那小姐大骂“猪”，他们仓皇离开了那里。后来他又让我带他去便宜点的地方，他拥着裸体女郎跳舞。
在这里，我体会到: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我期待外来的事件改变我的生活，突然，我对一切事情彻底绝望，我得到了解放。
精神上我是死了，肉体上我还活着，道德上我无牵无挂。我跟印度青年告别后，我离开了难塔提，“我离开的世界是一个动物园”。我下定决心，绝对不再依附任何东西，绝对不再期待任何东西。
这两个印度人的形象，跟我在电影里看到的有很多重叠的地方，跃然纸上。我不认识真正的印度人，看了米勒的描写，觉得很有趣。米勒身在其中，再也受不了了，声称“逃出了魔掌”。在我却有一点点遗憾，如果他继续跟这两个人相处，肯定还有更好的故事发生。
我跟印度青年分开后，来找范诺登，他一醒过来就开始诅咒自己，诅咒工作，或者诅咒人生。说什么话，前面务必加一个“鸟”字。
他说起他的那些女人，诺玛，拖拖拉拉，他不喜欢；一个结过婚的女人，他讨厌她；丹麦女人，屁股很大，像是跟一坐纪念碑上床一样；另一个有意思的婊子，冷漠的调调他喜欢；另一个女人还有她的“画家”妈妈，范诺登要我帮忙应付她妈妈，“要是有一个有钱的女人，那该多好！”
卡尔认识了一个有钱的女人，爱琳。他跟她通信六个多月，我陪他到饭店门口去见爱琳，他太紧张了，凄凄惶惶地看了我一眼，像狗给套上链子的时候那种默默哀求状。
后来他跟我和范诺登讲了不同版本的故事。“他什么都讲，就是没有我想听的。”
后面终于讲到重点了，她的额头有一抹白头发，她的手又瘦又干——她太老了。“我”不嫌弃她老，叫卡尔介绍给“我”，我们三个可以一起去旅行。她七十岁我也都不在乎——总比现在这个样子强。
卡尔怕的是“如果你娶了她，然后你变阳痿——那种事不是不可能——那你要怎么办？到时候你只好看她的脸色过日子。”
卡尔跟范诺登讲的故事应该是另一个版本，他绘声绘色地讲了他和有钱女人是怎么做爱的，弄得范诺登恨得牙痒痒——他很想认识一个有钱女人。
这三个人，自称是艺术家，根本就没有把女人当作是人，女人在这里没有意识，也没有尊严。就像是他们的饭菜——好吃的或者不好吃的，书里的女人（我还没有看完）几乎全是妓女，她们只有一个功能，就是性。这是完全把女人物化了。
如果是现实生活中，我知道有这样的三个人存在，我肯定是鄙夷，视他们为流氓地痞，这只是一本书，就算作者这样写，我也可以看完，看看整本书他想表达什么？女人的胸怀可是很宽广的。
范诺登搬家到一个很破旧的地方，据说莫泊桑在那里住过，他觉得莫泊桑那几篇恐怖的成名小说就是在这个房间写的。“这是一间疯人院。”奇怪的邻居，屋子里凌乱的摆设，还有毫不客气的老板娘，让范诺登得出这个结论。
范诺登的痛苦像一个昏黄的灯笼在走廊上摇来晃去，他把痛苦挂在脸上，就像上路滑，骑脚踏车的人用牙齿把灯笼咬住一般。
这个比喻很妙，痛苦变成了一个具象的物品，而且这个比喻延续到下一句，不是单独存在的。
范诺登提到女人的作用，“最容易使我放松，使我遗忘自己。”但是女人对他要的太多，她们想要他的灵魂。他恐惧害怕自己一个人。
他希望他能够向一个女人投降，但她要比他优秀，必须要有脑筋，但是大多数女人“实在一个比一个蠢。”
每次只要谈到改天他要写的书，事情就会变得荒腔走板。
“荒腔走板”这个词语好像是四川话，我这个四川人都不知道怎么用。我读的这本书没有注明译者，大概是个四川人吧。
范诺登的书要绝对的原创，绝对的完美，结果他完全没有动笔。如果他有一个构想，他马上会怀疑是不是有人用过，他要跟别人不一样。他不是坐下来写书，而是一个作家的书看完接着看另外一个作家的书。结果发现没有半个人能达到他设定的完美的状态，他怀着优越感去讨论这些作家，完全忘记自己没写过半本书。
拿到现在来看，范诺登每天读那么多书，至少算是“腹有诗书气自华”了，至于写不出东西，只有输入没有输出，还可以像我一样写读书笔记嘛。只是这样，就不符合他作家，艺术家的身份了。
范诺登瞧不起女人，总算有一个女人可以把他制服，那就是贝琪。“我”觉得他们互相了解，如果他能和这个女人搞在一起的话，那他的问题应该就会化解。一个美满婚姻应该具备的条件他们差不多都有了。
他们两个的关系非常亲密，亲密到范诺登在搞女人的时候，会故意先让她藏在衣橱里面。事情结束之后，轻松地讨论“技巧”。
“我的技巧到底哪里不好？”范诺登问。
“你太粗鲁了，如果你指望和我搞的话，那你就得学会细腻一点。”
这样的场景真的从没在任何文学作品中见过，让人瞠目结舌。我记得看过一篇刘震云写的文章，说到写小说的内容，“要写别人从未写过的”，这可能是这本小说完全与众不同的一个因素吧。
“你只是一个荒淫无道的色情狂，你根本就不懂什么是激情，当你勃起的时候，你就以为你很激情。”这是贝琪对范诺登的评价。我好像找到了书里的嘴替，骂得太妙了，我替所有女性读者谢谢贝琪。
范诺登报社做校对的培克福从电梯口摔下去死了，虽然他人已经陷入昏迷，但是他还是吵着要找假牙。提到这个插曲，报社的人眼泪立刻滚下来。
但是我和范诺登却没有这样的感受，他们谈到培克福不少事情，不管说的是什么，话题最后总是又回到假牙。
“这件事唯一的好处是，说不定你可以接他的工作。”范诺登说。
你一直觉得性那么神秘，可是最后你却发现它什么也没有——只是一个空洞。
我想这就是米勒真实的想法，所以他可以不厌其烦，像解剖一样去写这件事。
我和范诺登花了十五法郎找了一个妓女。“这就像一种战争状态:一旦开战之后，大家心里想的都是和平，想赶快把事情结束掉。”
我根本没有半点斗志，可是她心里念念不忘那十五法郎，我不战她也要逼我战。而范诺登的态度似乎正常多了，不管我们是赢还是输，十五法郎反正一定要给。这种情势不只需要男子气概，还需要意志。
少了那份激情，性交的场面就完全没有人的意味在。
像一对山羊在交配，又像疯狂的机器在印报纸。范诺登的姿势，还有他的态度，让“我”想起了我的梦:范诺登发现他的老二放在人行道上，一只像扫把那么长，他若无其事地把它捡起来，随手往腋下一夹。
读到这里我才感觉这本书中有我能读懂的东西，重复出现的人物，还有符合他们身份性格的故事，前面难懂的部分，也变得依稀可以理解了。
这是一群流浪在法国艺术家，或者说作家的故事，他们的生活还有他们的思想，如果看完这本书，应该可以了解其中的一面。
“我”接下培克福的工作，在报社做校对。“我”唯一需要做的，是看这些天灾人祸的标点符号有没有错。校对这些天灾人祸，好像处在一种绝对的免疫状态，好像有神明庇佑，在各种病毒中过一种绝对安全的生活，管他什么地震、爆炸、暴动、饥饿、车祸、战争、革命，全部都无动于衷。这感觉跟在医院里有点像，看到那么多人受伤，生了各种各样的病，自己好像也处于一种免疫状态。
校对者最大的灾难是，工作随时可能被辞掉。就像在牧场负责扫粪便的人，最害怕这个世界没有马。如果马粪关系到他的幸福，那他爱上马粪有何不可？
在这里，就是因为你什么机会都没有，什么希望都没有，你的生活才会那么甜美。一个没有希望的世界，但是也不绝望。这是一种麻木的满足，因为我还找不到“解法”。
我很想魔娜，特别是在熟悉的街道溜达晒太阳的时候。书中前面提到，魔娜是“我”的妻子，由于她我会想到另一种生活方式。可是那种生活只剩梦境一般的零碎片段，而且锈痕斑斑。
我，卡尔，还有范诺登，每天走四五十分钟回到蒙帕那斯，我们很热烈地谈起各种事情，我们的想法和现实生活永远牵扯不上，我们却一点也不会感觉苦恼或不安。我们已经被东方化，已经变成白领苦力，每天为了混一口饭吃而默默工作。
报社对面有一家保罗酒馆，报社的人可以到这里吃饭，混在一起吃饭的还有妓女和龟公。有时候报社一大堆人得性病，就像传染病突然侵袭报社一般，我想这绝对不是真的，只是米勒觉得这样写更有趣而已。
一起吃饭碰到一些有趣的人，金头发的高个子，还有他的婊子。还有一对，就像一对斑鸠，常常吵架，而弄到最后又恩恩爱爱地收场。
我在回蒙帕那斯的公车上，注意到坐我对面的法国女人，她坐得直挺挺，一动也不动，就像要梳理她的羽毛，如果她突然摇摇身体，然后屁股突然迸出一大扇丝绸般的长羽毛，那不知会有多奇妙。
我在林荫咖啡馆吃东西时，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一直想办法勾引我，她拉起我的手放在她的肚子上，我可以感觉到里面有东西在踢，这下子我兴致更低。
性粮食像巴黎这么多样化的城市，我还是第一次碰到……任何会使女人的姿色大大打折扣的不幸遭遇，似乎都会被已经疲乏过度的男性口味当成一种刺激的调味品。
为什么全部都是性？可是看到作者写到河滩上的美人鱼也染了梅毒，也就觉得不足为怪了。
我来到画廊看马蒂斯的画。面对马蒂斯所创造的世界，我再次体验到那股让普鲁斯特可以如此扭曲人生面貌的启示力量。只有那些能够允许光进入身体的人，才能够把心里面的东西说清楚。
不管你用什么眼光来看他的画，都会感觉到航行的气味和声音。即使只看到一点点他的梦，你也不可能感觉不到波浪的翻涌以及水花油起的凉意。
马蒂斯为了找出血液的音律与声息，他可以牺牲部分线条的和谐。他手拿着在他身体内折射的光，把它倾注在调色盘上，用形而上的太空色彩来宣告他的发现。
马蒂斯世界的那种美，仍旧有一种老式卧房的调调。在彩笔纵横的世界里面，他往往只需要靠女性就可以把一些难以捉摸的冲动明确地表现出来。
即使这个世界整个瓦解掉，属于马蒂斯的巴黎还是照样会气喘呼呼，高潮迭起，空气里面照样弥漫着浓厚的精液味道，树像头发一样纠结在一起。
这样写对画作的感受很有米勒独特的风格，他说的不是具体的一幅画，而是所有画他产生的感受，这种感受是深刻的，特别的，也是细致的。就算我认真看了每一幅画，也不能得出他这样的感受。
柏理士信里说:“是你触动了我，触动了我的生命，我觉得你很接近我，经由你，我知道自己怎么死。”
柏理士说什么战况失利，部队撤离防线。我觉得他有一种完全属于自己的语言，好像是一种高等数学的语言，简直抽象得叫人摸不着边。只有讨论死亡的时候，感觉还稍微具体一点。
“我之所以希望你自杀，原因是我觉得当时我很接近你。我可能再也无法那么接近你，而我很害怕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死在我身边。我死，但是我希望你一天比一天活得好。”
塔妮雅从俄国回来了，她希望我能和她回那边去，到那边去过新的生活。我，卡尔，和塔妮雅坐在计程车上兜风。我和卡尔爱巴黎，巴黎对他对我来说，并不是那么美好，可我们不想离开。
拉菲特街小教堂的后方浮着圣心殿，一种奇特而混杂的建筑物，一种明晰的法国式构想，它穿透你的醉意，让你在无助的过去里面漂流，就像漂在一个液态的梦中，你很清醒，可是你的神经不会被触动。
我每天下午五点左右和塔妮雅碰面，让她带我去一些我以前没有去过的地方。跟她分开后，我又回到报社工作。
我到报社的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进厕所之前，要先经过一排正在脱衣服准备洗澡的法国人，他们脱得赤条条。厕所的墙壁上涂着各式各样的句子，而且上面还署了姓名。
看来厕所文化源远流长。我最近记得的厕所文化只有无痛人流，还有代孕，包生男孩。
当你头脑不清楚的时候，你根本没有办法校对。说真的，干校对比写文章谈尼采的哲学还需要集中精神。
说到跟老板沟通，书里说到:“面对一个跟你没有半点共通点的人，你根本不知道怎么讲话，你会无意间泄露你自己的想法，即使你只用单音节的字眼。”深以为然，这个时候保持沉默也是不错的选择。
结果到后来，一走出报社，我会变得喋喋不休。我校对的东西最后会跑到我的舌头上来。在半夜，会无缘无故想哭，我常常想起魔娜，我已经安于这里没有她的生活，可是，只要一想到她，即使只是想她一分钟，我的满足感就会被彻底戳穿。
魔娜一定是对“我”特别重要的人，尽管书的前半本嬉笑怒骂，总是一种戏谑的语调，说到她，却认真起来。
米勒回忆魔娜的这一段，我总结为:失恋的痛苦。也许不算恰当，但也是类似的词语吧。
整整七年，我不分昼夜，心里只摆着一件事，就是魔娜。我总是在想她，即使在欺骗她的时候也是一样。
当我体会到她已经离开我，而且可能是永远离开我的时候，我突然有种踩空的感觉，觉得自己一直往下掉，掉进一个巨大、幽深而又黑暗的空洞里面，找不到往上爬的路。
我在马路上晃的时候，常常想:她还会不会回到我的身边。我曾经指着她脚下踩的那个点，告诉她:那个点永远不会消失，即使所有的大教堂全部拆除，整个拉丁文明被彻底消灭。
她问我说:“为什么不把你写的那个巴黎指出来给我看看呢？”要让她知道我所认识的巴黎根本就不可能。一个由我的寂寞，以及我对她的渴望所筑成的巴黎，如果再走它一圈，可能要花一辈子的时间，这个巴黎只有我有钥匙。
一天我兴冲冲地走进欧菲拉宿舍，要求他们让我们看史特林堡以前住的房子。因为她很喜欢看史特林堡的书，有一天她看到一个精彩的段落之后，对我说:“你和他一样疯狂……你想被惩罚！”
我离开欧菲拉宿舍之后，开始思考史特林堡那么赤裸去描述的炼狱，意义到底是什么。他和其他的人为什么要到巴黎朝圣，对我来说已经不是秘密。
巴黎为什么吸引这些苦难的心灵，在这里，一个人可以接受一些最荒谬，最匪夷所思的理论，在这里，所有的界限都消失了，世界露出它本来的面貌。巴黎是一个永恒的城市。
马路是我的避难所。如果你走投无路流落街头，像一片枯叶随风飘零，就会了解马路的魅力。
我的光明世界已经消失。我孤零零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街道是我的朋友。街道用悲苦的语言跟我讲话，告诉我人时间的悲惨渴望悔恨失败无奈。
不管我多虔诚祈祷，不管我多刻骨相思，我跟魔娜已经隔着重洋，此后她将在那边饿她的肚子，我在这里逛我的马路，一条逛过接一条，直逛得泪眼模糊。
大西洋彼岸的幕后大老板决定要缩减经费，所以一声令下，就裁掉好几个校对和可怜的小打字员。我失业了。
我只好再流落街头，这里走走，那里坐坐，把时间消磨。装着还在报社上班——这样要混一顿饭吃会容易得多。
我交了很多新朋友。一天在露天咖啡座耗十二个钟头，你不怕交不到朋友。
当你穷困潦倒的时候，你会先想到去投靠犹太人。其中一个皮草商建议我用他的名字在一份犹太报纸上写一系列文章。我不但要描述星体的运动，而且还要推翻爱因斯坦的想法。一篇才二十五法郎，文章登出来之后，我自己也看不懂。
那一阵子，我写了不少文章都没有用我的名字。一家豪华妓院新开张的时候，我帮他们写了一本小册子。最辛苦的是我答应帮一个老眼昏花的心理学家写一篇论文，有关智障儿童的论文。我断断续续写了一个半月，最难过的是，我还必须负责校对。可是它让我每天吃到一顿丰盛的早餐，这是我在巴黎唯一能这样享受早餐的一段日子，感谢全体智障儿童。
后来我碰到一个摄影师，他问我愿不愿意当他的模特，包括拍裸照。人离开家乡的时候，通常会比较放任自己，何况这为的是把肚子填饱，后来我就答应了。他是一个不错的玩伴，我们跑过的地方我大都很熟，可是由于他讲得实在饶有趣味，所以我又开始用一种不同的眼光去看。
透过他，我认识了一个追求心灵超脱的朋友，克鲁格。他对我一见如故，他似乎认为我的火候可以进入另一种境界，他说是进入一种“更高的境界”。我随时准备进入他指示的任何境界，只要那个境界有得吃有得喝。
碧丽叶舞厅后头有一个画室我也常去，画室主人名字叫史威福特，一个尖酸刻薄的爱尔兰人。他有一个模特儿是犹太女人，他们已经一起住了很多年。他的情妇人其实不错，只不过姿色变得比较差，而且没有能力再养他。她本身也是一个画家，听那些自称是懂画的人说，她的才气比他高得多。可是，她绝对不容许别人说他不是杰出的画家，在画室里面，你看不到她的画，墙上挂的全是他的画。可是你还是忍不住会喜欢史威福特，他不知疲倦，脑袋里除了画画，没有别的念头。
通过他，我认识了外交官费尔摩。他口水多过茶，而且谈的不是他自己，就是他所崇拜的作家。
后来我住在克鲁格画室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故。我常过半夜三、四点才回去，而且中午以前他很难把我叫起床，在他的心目中，我已经变成一条虫。有一天我病倒了，根本下不了床。克鲁格马上要在画室举行一个重要的画展，开展那天，他想尽办法哄我下床，可我说:“我不在乎死在哪里，只要不用下床就可以，真的。”听我这样讲，克鲁格傻住了。他气得七窍冒烟，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始为我穿衣服，他叫来了柯林斯和费尔摩，他和费尔摩两个人架着我，把我给撑起来。柯斯林把我抱起来，摆平在计程车的椅座上，这让我觉得很舒服。
他们用车子把我送到柯斯林住的旅馆，柯斯林对我说:“来，振作一点！别让他以为你快翘辫子了！”上楼之后，他们脱掉我的衣服，然后把我塞进被窝。
他亲切地对我说:“我真他妈搞不懂你是怎么回事，过不了好日子是不是？振作一点！再过两天你就可以出去吃牛排了……”我人虽然非常虚弱，可是他讲的故事对我的情绪特别有平抚的作用，他的话让我完全忘记自己的病痛。 他讲到他去到中国汉口的经历:数以万计的人被饥荒折磨，被疾病蹂躏，他说话的声音很轻很柔，好像他受过的苦难已经把他的心灵涤净。
我和费尔摩搭上火车，准备去哈佛尔港和柯林斯共度周末，我们约在吉米酒吧见面。哈佛尔的港口到处都是船只，船上飘着各种鲜艳的旗子，广场都非常空旷，咖啡店的屋顶高高的，才一下子就给你留下美好的印象。
柯林斯对喝培尔诺的建议似乎有点犹豫他告诉我们他中了镖，没什么大不了的，一点小淋病而已。他有药——“为你想”，水手治淋病都用这种药。
我去网络上搜索了一下，淋病是由淋球菌引起的性传播疾病，男性主要表现为尿痛和尿道流脓。治疗应该多饮水，忌饮酒和辛辣刺激的食物，再配合抗生素治疗，是能治愈的。
我们到了吉米酒吧，店里面的人都很热情的欢迎我们。我认识了一个船长的情妇，玛赛雅，我们俩用手在桌子下摸来摸去，我原指望和玛赛雅一起走，到她悬崖上那美丽的家共度良宵，可是柯林斯早就计划好要带我们到各处瞧瞧。
我们走出店门之后，费尔摩很严肃地抓住我们的手，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咿咿哦哦老半天才突然说:“是这样子，刚才上厕所的时候，我发觉有一点……”
“那你中镖了！”柯林斯很得意地说。他提出他的治疗经验:千万别去看医生，不要停止喝酒，用“为你想”药就好了，心情一定要放轻松。
我们进了扶尔泰码头的妓院，柯林斯谈到他如何喜欢上一个小男生，小男生的父母发觉之后，他如何为了避嫌惶惶不可终日。我们的房间内大概有半打女人，全都脱光光的，而且凭良心讲，每一个都长得不错。
我们大概逗留了一个钟头，因为只有我的身体状况能消受这个地方的乐趣，所以柯林斯和费尔摩就留在楼下和那些女人聊天，他们躺在床上，那些女人在床前围成了个半圆，用最甜美的声音合唱“皮卡第的玫瑰花”。
我们穿过红灯区，到处都是性，多得已经满出来，像潮水一样逐渐要淹没这个城市。我们打算礼拜一早上离开，因为费尔摩必须赶回去上班。
礼拜天半夜，窗外忽然风雨交加，在轰隆的雷声和狂风暴中，楼下的酒吧也卷起另外一场风暴，声音听得清清楚楚的，那么近，那么不祥，令人觉得有点害怕，女人尖声怪叫，酒瓶子砸来砸去，桌子被掀翻，而且不时夹着人体撞击在地板上那种熟悉而令人心惊的闷响声。
故事是吉米酒吧的老板娘伊薇和俄国女人打起来，一个块头很大的瑞典人打了俄国女人一巴掌，柯林斯说女人家吵架大男人不该插手，结果瑞典佬跟他大干一场。
伊薇自己跑去另一个酒吧喝酒，喝得醉醺醺的，本来准备跳海自杀的，结果她太醉，一滚出计程车就放声大哭，边哭边撕身上衣服，司机载她回来后，她全身上下衣不蔽体。吉米一看，气得七窍冒烟，把她狠狠打了一顿。
我们最后离开的时候，我们讨论的是爱达荷，爱达荷的牛羊，空旷的原野，永远把它当做一种背景，像风景明信片上画的一幅画，脆弱的时候看它一眼。
踏上火车回巴黎时，柯林斯塞给我几百法郎，这钱够我租一个房间，而且好好吃一个礼拜了，结果什么都没做，钱就花光了。
我本来想租一个月才一百法郎的房间，可是每天要经过一个盲人的房间才能进入那个房间，这让我很泄气。在谢尔思街看了一栋很破旧的房子，我觉得有一点像大医院的公共病房，而且房东的样子似乎有一点问题。
吃晚饭的时候花了十五法郎，比我原计划多了一倍。为了省吃俭用，我的心已经开始悲苦起来，我不是这种性格的人。
后来雨越下越大，这让我有借口找个地方坐下来，现在睡觉还太早了。我加快脚步往喻斯贝勒路的方向奔去。突然有一个女人拦住了我，“我的好先生，你会讲英文吗？”
“亲爱的好心人，请我坐下喝杯咖啡，雨下这么大，但我没地方去，我身上没有半毛钱，你的样子真的很仁慈……”
她左一句“亲爱的先生”，右一句“仁慈的先生”我替她难过，可是我又觉得很好笑。我拉她进了一家酒馆，问她“你知道附近有比较像样的小旅馆吗？”我不想多讲其他客套话。
“啊，亲爱的先生，你一定不是真心的！我不是那种女孩子，你是在跟我开玩笑，我看得出来。……”
她一直这样讲个不停。我想要摆脱她，可她不愿意一个人，要我陪她走回她住的旅馆。也许我可以“借”她十五、二十法郎，省得旅馆老板一天到晚唠叨。
我陪她走到她说的旅馆，塞了五十法郎给她，她要不是聪明绝顶，就是天真无邪——她要我等她，她要去把钱换开。
我告诉她不用换，听我这么说，她抓着我的手吻了一下，我差点想把我身上的东西全部给她，她让我深受感动。我心想:偶尔能有钱一次实在不错，光是这样感动一下就很值得。
她挥着小帽子向我作别，就像我们是小时候的玩伴。我人傻乎乎又昏陶陶的，“我亲爱的仁慈的先生，你的脸看起来那么温柔……你人那么好……”我觉得自己像个圣人。
我心里得意得睡不着觉，觉得自己应该为这善举得到一点补偿。
经过“业林”的时候，我看着舞池里面的女人对我猛扭屁股，我坐到吧台叫了一杯香槟。一个金发女郎邀我跳舞，跳了几只舞后，她开始哭起来。
我没有立刻闪，我被她吃定了。我问她喝一点酒是不是不那么难过，她喝了几杯之后，说她想要一包泼墨牌香烟。我心想:要抽什么你尽管抽，只要别再哭就成。
她说她是一个助产士，刚失去小孩子，家里还有个年迈的母亲卧病在床。她坚持要回家，当我告诉她我口袋有多少钱的时候，她差一点昏倒。“就凭那一点钱！”
但是她拉着我的袖子不放，挥手叫了一部计程车。我一直在盘算到底给他多少比较妥当，我仿佛有听到她说“老人家日子已经不多了”光是这句话就值一百法郎。
一进门以后，她又一副忧心忡忡，心乱如麻的调调。“天啊！天啊！我必须下楼看看我妈妈！”
等她回来是时，心情比刚才还坏，“她快死了……她快死了！”她一直哭哭啼啼说。有一阵子我几乎想走掉。她让我抱着，带着女人忧伤的语气轻声告诉我，她需要我答应给她的笔钱。一切都是为了“妈妈”。
他妈的，在那种情况下，百元大钞。我给她一百法郎她并不是很满意，但我看得出一百法郎也够了。
她关了灯，我的警觉性很高，伸手去摸确定裤子还在椅子上。我本来指望打一场硬仗，可是面对她的呻吟和娇喘，这种仗很不容易打。砰的一声，我射了出来。我听到天下的星星在歌唱，我看到我的一百法郎瞬时化为乌有，还有我已经忘掉的那五十法郎。
接着灯又亮起来，她轻快地蹦下床，“我要到楼下去看看妈妈，”她说，“亲爱的，把这里当作自己的家，我一下子就会上来。”
过了十多分钟后，我开始觉得坐立不安。我一直希望她赶快上来，好让我把另外五十法郎的本也一并捞回来。可是却不见她的人影。我开始穿衣服，我脑中灵光一闪，突然想起她把百元大钞塞进钱包，随手搁在了衣橱。我立刻把衣橱打开，用手去摸那个钱包，果然在。
我轻轻走到通往楼下的梯口仔细听，什么声音也没有。我迅速回到衣橱边，摸下钱包，把百元大钞和一些零钱放进我的口袋。轻轻把门带上，一到外面的马路立刻迈开大步，头也不回一直往前走。
这是真“白嫖”啊！还拿走别人的钱。“我”觉得被骗了，事实上也是“我”心甘情愿的啊。这个人物非常鲜活，我仿佛看到他偷偷拿走钱包里的钱，又偷偷溜走的样子了。
费尔摩邀我搬去和他同住。早上费尔摩曾用力把我摇醒，然后在枕头上留下十法郎。我总是一直窝到中午才起床，除了把书写完，我没什么事好做。
书的事我反而不急，因为我感觉没有人会接受它。反而费尔摩对这本书兴致更高，他进门第一件事是走到桌子前面，看我又写了几页。
刚开始他的热心颇令我感到欣慰，后来我觉得很烦，尤其是写得不顺的时候。他总是到处乱翻，一定要找出新写的东西。当我没有什么新东西可满足他的时候，我感觉我就像他曾经收留过的一些婊子。
我记得他曾经这么说贾姬——“如果她偶尔让我操操屁股的话，情况就不会搞得那么糟。”如果我是女人的话，我一定乐意给他操屁股:那比每天要喂他新稿子轻松多了。
米勒用他的方式描述了被催稿的烦躁，非常特别。昨天我刚学到:想得到读者的认同和共鸣，就必须真诚地表达自己的感受和意见。向读者展现自己的“特色”，形成作者的“个人风格”。这一点上米勒是很成功的。
费尔摩希望来的女人把他当成艺术家，要给别人这种印象一点也不困难，因为租这房子给他的是个画家。可惜这些画都很超现实，并没有为他带来什么好印象。
后来史威福特常常来找我们，费尔摩很崇拜史威福特，他说他是天才。在史威福特的要求下我开始留胡子，他要我坐在窗子前面，背对着埃菲尔铁塔，因为他想把埃菲尔铁塔也画进去。此外，他希望打印机也出现在画里。
大概在这段时间，克鲁格也常常来找我们。他一直坚决表示史威福特根本不懂画。他一看到东西比例不对就觉得很生气。现在我的画像就摆在画架上，虽然画里面什么不成比例，可是即使是一个部长也看得出那是一个留胡子的男人。楼下看门的女人对这幅画感兴趣，她认为画得很像，而且她很欣赏把埃菲尔铁塔画在背景上。
这个区域的景观很吸引我，广场边有一堵高墙将营房隔开，下雨时候我常站在窗口看下面的活动，那好像是发生在另一个星球上的事情。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课程来进行，而且课程一定是疯子设计出来的。他们在泥泞中拼死拼活，号角一响就策马往前冲，完全在四堵围墙之中。
当太阳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他们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人。他们那么聪明，那么懒散，那么逍遥自在。把这些人关在营房里面，叫他们整天出操，把他们区分成士官兵，那简直罪大恶极。
这段话我理解成米勒是反对战争的。如果不是为了战争，操练这些士兵有什么用呢？
有一天晚上我散步回来，一个女人从卧房跳出来，“你一定是那个作家！”她是公主玛夏。费尔摩本来打算跟她出去喝醉后带她回来，结果半夜费尔摩一个人回来了。
事情是在香榭大道的喷泉广场旁开始的。费尔摩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她已经一个人坐在那里喝醉了，她非常自然的说道:“要不要一起坐？”立刻开始跟他讲她的故事，讲她的电影导演，讲她怎么跳塞纳河自杀等等。
她突然想要离开那个地方，想去跳舞。她找开皮包，抽出一张百元大钞，问费尔摩:“你身上一毛钱也没有吗？”费尔摩说家里有支票簿，所以他们决定先回家拿支票。
回来拿支票的路上，他们又到“金鱼酒馆”吃了一点东西。她虽然已经很醉，可是还是一直要保持她的尊严。
当他带她回来的时候，她本来是打算把她留下来的。可是，看她样子那么聪明，脾气又那么古怪，他决定暂时忍受她的胡思乱想，把那个伟大的时刻延后。他们出去的时候，他心情很好，心理很有准备，如果必要的话，他可以在她身上花她几百法郎。
这次她带他去另外一个地方。跳舞跳到一半的时候，她突然离开舞池，眼眶噙着泪水。她解释说，“我看到一个人，如此而已。”
“你支票有没有带吗？”她说，“我们必须离开这里。”把钱找好以后，她又对他说:“你在楼下的衣帽间等我一下，我必须先打个电话。”
费尔摩在衣帽间等了二十分钟，还是不见公主下来，服务员说她早就走了。一个穿着制服的黑人告诉说:“有没有听说沽颇乐？”
在沽颇乐的楼下，他找到了玛夏，“你有必要这样子溜掉吗？”他说，“如果你不喜欢我，那你跟我讲一声就好了嘛……”
她突然火冒三丈，好像在演戏一样，发泄完后，她开始哭哭啼啼。“我疯了，”她夹缠不清地一直说她有多疯狂，突然她想到一个主意:“我们去红砖房！”
“大概要花多少钱？”费尔摩很谨慎地问她。
她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可能要花不少钱。“可是，如果你带我去红砖房的话，我就答应和你一起回去……”
费尔摩的牛脾气当场发作，“我情愿花五十法郎在法国女人身上，她们至少会回报你一点什么……”
费尔摩疯狂地骂了玛夏一顿，但她似乎一点也不生气。“你只是一个孩子，”她说，“你不懂礼貌。如果你今天晚上不想跟我在一起，那没关系，我们明天下午五点到七点会在香榭大道的喷泉广场。”
“我明天不会去那里……我们之间到此为止……”
可是，过没几天，公主就搬进来了。她是货真价实的公主，但是她有淋病。费尔摩支气管有毛病，公主得了淋病，而我则长痔疮——这里的生活都不会无聊。
当我看到她搬进来的时候，我在想:我又完了，又要另外找地方住了。可是费尔摩马上告诉我，他只让她住到她情况稍微好转。
费尔摩觉得她很好玩。早上要出门上班的时候，他会在她的枕头上留十法郎，在我的枕头上留十法郎。玛夏找到一个可以赊账的地方，十法郎一天对一个公主来说，当然是太不够看了。
早上我赫了一大跳，我不小心用了她的毛巾。我们叫她毛巾要挂在定位，可是她一直讲不听。还有就是厕所，我试着用一种长辈的口吻告诉她厕所怎么用，结果她说:“狗屎！如果你那么怕的话，那我去咖啡馆上好了。”
她来了之后什么事都不对劲。首先是她不想和费尔摩上床，因为她月经来了。她的月经持续了八天。我们后来怀疑她是故意装的，可是她真的不是装的。我整理房间时在床底扫到一块沾着血污的月经带。她什么东西都塞在床下，只有要上床睡觉的时候才整理床铺。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看俄文报纸。
哪里找来这么一个妙人啊！我简直拍手称快。在这本把女人物化的小说里，这里简直看到了女人的胜利。
她的怪异是没有止境的。月经浪潮退去，休息也休息够了，腰也结实地长了一圈肉之后，她还是不肯和费尔摩上床。她说她只喜欢女人，要和男人上床，她必须先受很多刺激才行。
为了看她说的是真还是假，有一天晚上我们陪她去一个她讲的那种地方。到那里之后，隔壁的英国男人跟我们聊起来，他很中意一个妓女，是个黑妞，希望我们帮他讲价钱。
这个黑妞很有意思，她说英国人的价钱她可以将就凑和，不过她希望费尔摩也捧捧她的场，费尔摩答应了她。
公主在旁边全部听到了，老大不高兴，好像是受了很大的侮辱。费尔摩说:“你不是想要看点刺激的吗？到时候你就看我搞好了！”
她不想看他，她想看公鸭搞，“没问题，”他说，“我每天都跟公鸭一样……”他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最后弄得没办法，只好给她叫了一个妓女，让她们互相搔痒逗乐……
这剧情，一般人都想不出来，让人瞠目结舌
费尔摩和黑妞出来的时候，我看得出她刚才一定是使尽了浑身解数。想到这里，我口水差一点流下来。我的感觉费尔摩一定有察觉到。他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百元大钞，亮到我的面前，然后说:“我看你可能比任何人都更需要打一炮，拿去吧，去挑一个女人好好打一炮吧。”他一直对我很好，可是我从来没像这一刻那么感激他。
隔天晚上，在她喝够了香槟，吃够了鱼子酱，在她又跟我们讲了她人生历史的另一章之后，费尔摩决定要搞她。他好像终于可以获得他应有的报酬了，她不再抗拒他，可是当他爬到她身上，准备把老二插进去的时候，她突然很平静地说她有淋病。
他像木头一样从她身上滚下来，我听到他跑进厨房到处找那块黑色香皂，那是在特殊状况用的。隔了一下子，他手拿着毛巾站在我的床边，对我说——“你能想象吗？那个狗屁公主有淋病！”
不管怎么说，隔天晚上他决定冒险一次。不过他要戴保险套，这样危险性比较小。可是，戴保险套他还是没搞成，她太紧了。“他妈的，这实在太离谱了，”他说，“我怎么想也想不懂，如果不插进去，别人怎么能给她淋病？莫非那人老二出奇得小？”
费尔摩屡战屡败，最后只好自动休兵。现在他们像兄妹一样躺在一起，在那里做乱伦的梦。
这场景简直叫人笑到绝倒。
现在所有的力量都集中在为她治病。费尔摩认为，如果把她的淋病治好，她就会变松一点。很奇怪的想法。在我们严格监督下，玛夏开始自我治疗。
天气开始变冷的时候，公主消失了。卧房冻得跟冰箱一样，只有火炉四周一小块地方真正感觉暖和。因此玛夏就自己找了一个被阉掉的雕刻家，搬过去和他一起住。
虽然整本书大部分都是性，公主玛夏却无比戏剧性地不提供性，她跟费尔摩是纯友谊，或者说是精神之恋。我不知道米勒这样写的意图，但我真的笑到肚子疼。
玛夏走了之后，我和费尔摩常常围在火炉边喝烧酒，谈一点美国的往事。我们常常整个晚上比较巴黎和纽约的各种特色。
后来我们总会谈起惠特曼。惠特曼，肉体和灵魂的诗人。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诗人。
欧洲博物馆填满了掠夺来的宝藏，可是欧洲一直缺乏一种自由健康的精神，一种人应该有的精神。歌德也许是最接近的，可是相形之下，歌德还是有一点僵硬。
歌德的宁静，那种冷静、奥林匹亚式的姿态，说穿了只是德国布尔乔亚神明的一种恍惚的昏睡状态。歌德是某种东西的结束，惠特曼是另一种东西的开始。
巴黎的冷，美国人根本无法了解，那是一种外在的冷，也是一种心理的、内在的冷。这里虽然冻不死人，可是这里也从不解冻。他们也学会保护和安全，为了让自己在舒适中腐烂。
睡在雨中这些褴褛乞丐，他们有什么用处呢？他们能带给我们什么好处呢？他们顶多让你心痛五分钟，如此而已。
东野圭吾的《嫌疑人X的现身》里面也描述过天桥下面的乞丐，说他们只是一个时间的标记而已。
我还是无法不去想理念和生活之间的鸿沟。理念必须和行动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性，如果理念里面没有活力，那就不会有行动。
费尔摩满脑子关于黄金的理念。他说，那是黄金的神话。法国人把黄金藏在离地面很深的防水地窖里面。我很喜欢这个设想。他说，黄金会越来越少见，它慢慢会变成一种神话，以后会很少拿来使用。好极了！我在想，如果我们舍弃理念、服装、道德等等的黄金标准，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扬弃文学的黄金标准一直是我的写作理念。我主要是要呈现一种感情的复活。也就是说，在一种精神错乱的状态下，人的行为是什么。
我要在肚脐的基础上创造一个世界，而不是在一个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抽象理念上。在这个世界里面，你可能会看到一些被忽视的雕像。
米勒终于站出来说明他写的是什么了。如果还被人误解，那我觉得是读书的人们故意跳过了这些内容，而只接受他们想接受的那些。
看到那没有缝合的黑暗伤口，我脑中有一道深缝突然裂开，过去我刻意或漫不经心加以封存的意象和记忆，一下子全部稀里哗啦地涌出来，就像蚂蚁从路边的缝隙涌出一般。
我再次看到毕加索笔下那些伸展着肢体的巨大母亲，她们的胸脯爬满了蜘蛛，她们的传奇深藏在迷宫里面。摩莉.布伦一直躺在肮脏的床铺上。厕所的门上有几只红色粉笔画的老二，呈母吟着悲歌。
人类伟大的妓女和母亲，血管里流着酒精。一切娼妓的母亲，在你的对数坟墓中，一只蜘蛛正在驱赶我们，一只蜘蛛，一个恶魔，她的笑声即将把我撕裂。
在那个没有缝合的黑暗伤口、那个令人厌恶的深渊、那个挤满人的城市的摇篮中，一个小丑诞生了。当他往下看的时候，他看见自己是撒旦，当他往上看的时候，他看见自己是纯洁的天使，一只长着翅膀的蜗牛。
当我看进那个裂缝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等号，世界处在一种平衡状态，一个变成零的世界，上面没有残留任何东西。
我想全身穿进那个裂缝，直穿到眼睛的部位，让我的眼睛猛烈地转动，让它们变成一双珍贵、疯狂、犀利的眼睛。当眼睛开始转动的时候，我就可以再次听到杜斯妥也夫斯基的语言。
当我注视着妓女被操翻的穴，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在我的眼底下，一个逐渐倾颓崩塌的世界。一个使用过度，磨得像麻风病患者的头额一样光亮的世界，如果有人敢把他对这个世界的想法全部说出来，那这个世界一定没有他立足之地。
如果有人敢把他心里面想的东西全部翻译出来，把他真正的经验原原本本地写下来，我想，这个世界一定会被瓦解，会被炸得粉身碎骨，炸成一些无法再分解的碎片和原子。
如果有人对那些被贴上猥琐标记的现象愿意抱着一点神秘的感觉，那这个世界准会裂成两半。这种猥琐所引起的恐惧，这种事物被操翻的干枯现象，使得这疯狂的又看起来就像一个洞穴。创造人类的母亲两腿中间夹的，就是这个巨大而空洞的裂缝。
如果这个世界只剩下一个开裂的伤口，那它就必须吐出一些东西来，哪怕吐出来的是蛤蟆、蝙蝠或侏儒。
地球不是一个健康舒服的荒秃高地，而是一个四肢伸展的女性，她柔软的躯干随着海洋的波浪起伏摆荡；她在汗水与痛苦的冠冕下蠕动。她赤裸而性感地在布满紫色星光的云气中运转。从丰满的胸部到光洁的大腿，她全身散发着愤怒的热情。
我是一个零，我看到周围的一切全都变成嘲讽。我有我狂乐的时刻，我冒着闪亮的火花唱歌，我歌唱赤道，歌唱她的红毛腿，歌唱正在沉没的岛屿。
一发炮弹从太平洋射过来，掉进太空。我听到炮架像猫脚一样轻轻地转过来，看着炮管一直呕吐:天空凹陷，星星全部变黑。
今天我从沉睡中醒过来，像在祈告一样重复对自己说——“做自己想做的事……做自己想做的事！”做什么都可以，只要它能制造快乐。
想到我过去崇拜的一些偶像，有些事情使我不禁掉下眼泪:中断、混乱、暴力，特别是他们所引起的憎恨。他们全部陷在自己的粪坑里面。都是一些唯美派。他们的唯美正是我的粮食:那代表一种挣扎，这种挣扎让全身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而这恰是一种精神不协调的表现。
在日常的骚扰和侵犯之后，在那些庸弱与怠惰者廉价动人的恶毒之后，我看到人生的巨大横逆，而一个想要创造秩序的人，一个因为充满意志而要播下冲突和争论的种子的人，这样的人势必一次一次地受火刑，一次一次地上绞刑台。
我曾经想，努力做一个人应该是人生最高的目标，可是现在我知道，那是死路一条。今天我要很骄傲的说，我不是人，我不属于人类和政府，我和信条与主义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和人类嘎嘎叫的机器无关——我属于地球！
我的言语背后是一切事情的前因后果，而我吐出来这些不伦不类、可有可无、酒气冲天的秽物，将会不断的流过在这个容器出现的每一代心灵。属于这个族类的人必须站在高处，口中念念有辞，然后把自己的内脏掏出来。这样对而且正当，因为他应当！
当我想起史塔夫洛金的时候，我就会想到一个神一般的怪物，他站在高处把自己的肚肠抛给我们。《附魔者》这本书让大地为之震动:因为在某一场灾难里面，大部分的人性已经被埋藏掉，永远被抹杀掉。
杜斯妥也夫斯基是所有那些矛盾的总和。一个人要不是被这些矛盾瘫痪掉，就是被送上高峰。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再看到一个人把自己摆在神秘的核心，用他的闪电为我们照出黑暗有多广，又有多深。
今天我终于注意到我的血统。我知道我的祖先是人类神话的创造者。这些人全部融合在我身体里面，这些人造成我的混乱和我的狂欢。我说我不是人，那是因为我的世界充斥了太多人的枷锁，因为做一个人似乎是一件可怜、难过、悲惨的事情，要被那么多意识限定，要被那么多道德和规矩约束，要被那么多口号和注意界定。
我想要到陡峭荒脊的高山上遨游，我要去见识那一种“超时间”的历史，我要一个河流的世界，我要的是可以流成海洋的河流，像莎士比亚和但丁，一种不会在过去的空洞中干涸的河流。我希望我们有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会制造狂欢而不是放干屁的世界。
也许我们的命运已经注定，注定我们不会有什么希望，没有任何人例外。就让我们反抗而怒吼，为战争而呐喊吧！让我们围在火山口跳舞，这是最后一支舞，让我们跳到死！
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盲眼弥尔顿说:“我喜欢一切会流动的东西。”是的，我也喜欢一切会流动的东西。我喜欢一切会流动的东西，包括把不会发育的种子冲走的月经浪潮。一切可以把我们带回永远没有终点的起点的东西。所有会流动、会融化、会交混、会分解的东西，在流动的过程中会得到净化，会忘身之所以，终至和死亡与消解的伟大旅程流的所有脓血和秽物。
经过圣多明尼克街的时候，我们看到广场边的圣克罢提尔教堂，人们正要进教堂望弥撒。费尔摩也想进去望望弥撒。
教堂里灯光昏暗，气温华氏五十五度或六十度（差不多13～15摄氏度）。这个教堂像一个巨大而阴森的坟墓，哀悼者进进出出，感觉就像通往冥界的会客室。
在地窖深处制造的难以言喻的换歌，像无数的花椰菜在黑暗中哭泣。裹着尸衣的人脸上露出沮丧无助的神色，口中念念有辞，就像乞丐要饭时那种恍恍惚惚、口齿不清的样子。
世界上一直存在这种事情，这我知道，我也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屠宰场、停尸间和解剖室那样的地方。本能上我们会避免去这些地方。
在马路上，你会看到各式各样的痴呆症，神父的痴呆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他们已经白痴了两千年，对这种白痴我们早就习惯了。
可是，当你突然被放逐到他们的国度，看他们在那个小世界里面吵的像个闹钟，你的感受可能会完全不同。
有一阵子，我几乎开始感觉到，这些滔滔不绝的咿咿哦哦似乎有什么意义在。有一件事情正在进行，好像是一场默剧，在整个基督的王国里面，在某个规定的时刻，穿着黑衣服的人匍匐在神坛前，神坛上站着神父。他一手拿着一本小书，另一手拿着一只摇铃或喷雾器，嘴里对他们念念有辞，用的是一种已经完全失去意义的语音，即使你分辨得出他讲的是那些字。
神坛上一群穿得像天使的小男孩围着他，有的唱高音，有的唱低音。一群纯洁的羔羊。全部是穿裙子、没有性别的人，就像神父一样。
在昏暗的灯光中，我很专心地在看，我又着迷又困惑。几乎遍布整个文明的世界，真是不可思议。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出太阳，不管打雷下雪还是落冰雹，不管战争饥荒还是瘟疫，一切还是照样进行。同样的恶劣气温，同样的咿咿哦哦，同样的高筒鞋，同样的合音小天使。出口出放着一个小小的奉献箱——为了让神圣的工作维持下去。
我们到处走来走去，瞎走胡逛，翻着外衣的领子，除了偷偷讲两句笑话，嘴巴动也不动，而且又不跟人家书十字，样子一定特别引人注目。如果不是费尔摩坚持在仪式进行中从神坛前面走过去的话，我想大概也不会有人管我们。
我们安然通过神坛前面，慢慢走向一道光亮的缺口，这个时候，一个神父突然从昏暗的神坛走下来，把我们两个拦住。他想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想干什么。我们很有礼貌地告诉他，我们在找出口。他一句话没说，紧紧地抓住我们的手，打开一个边门，然后把我们推出去，我们跌跌撞撞地掉进白茫茫的天光中。
事情实在太突然，太出乎意料了。走在人行道上，我们还迷迷糊糊的，没有清醒过来。我们走了几步，然后本能地回过头去:神父还站在门口的台阶上，脸白得像鬼一样，狰狞的表情看起来简直像魔鬼。他八成快气炸了。
可是看到他身上穿着长裙，头戴着那顶瓜皮帽，那模样实在太荒谬了，所以我们忍不住哈哈大笑。我们两个就当着这个神父的面一直笑。
他大概很困惑，不过隔了一下子，他突然冲下台阶，对我们挥着拳头，样子好像很当真。冲出教堂的墙围之后，他开始朝我们狂奔。我抓着费尔摩的衣服开始跑，他像白痴一样跟我说:不要，不要！我不要跑！”我对他大吼:“我们最好快一点闪，那家伙已经疯了。”然后我们一直跑到跑不动。
在佛罗里达，我曾经在那里逗留过一阵子。那时候正是佛罗里达的房地产大发利市的时候，可是当我去的时候，形势已经太坏。全世界的流浪汉和许多以前没有流浪过的人，似乎全都流浪到侠克逊维尔这个地方来了。所有的地方都挤满了人，到处疯狂爆满，到处挂着客满的牌子。
有一天晚上我们实在走投无路，所以我就拉着我的朋友去一家犹太教会堂。当时会堂正在做礼拜。礼拜一结束，我立刻走进教士的书房，说我想跟他聊一聊。他一直很热心地接待我——在我表明来意之前。
可是接下来他似乎吓呆了。其实我只不过是希望他能收留我们，但是从他看我们的表情，你会以为我们是要把他的会堂租下来开保龄球馆。
他突然直截了当地问我是不是犹太人。我说我不是，结果他更生气。他请问我那我为什么要找犹太教士帮忙。我很天真地告诉他，我一向对犹太人比较有信心。但是他一点也不领情，说不行就不行。
为了打发我们，他写了一张便条，叫我们去救世军试试看。救世军当然不能为我们提供什么。最后我们只好去公园，在板凳上躺下来。当时正在下雨，我们用报纸盖在身上。
我们躺了不到半个钟头，一个警察突然走过来，用手掌重重地打我们。事先一点警告也没有。我们立刻跳起来，边走边跳舞。我真觉得沮丧透顶，窝囊透顶，搞得我几乎想去把市政府炸掉。
隔天早上，我们一大早就去敲一个天主教神父的门。这次我让我的朋友发言，他的眼睛又柔又蓝，而且必要的时候他可以让它们掉出眼泪。修女叫我们在门廊等着，几分钟后神父出来，他喘呼呼的，像个火车头。
他请问我们这么早把他吵起来是为了什么。想找一点东西吃，找个地方睡。慈爱的神父立刻问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从纽约来。纽约来的是吗？孩子，那你们最好赶快回纽约去。这句话一说完，他立刻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我们像两艘喝醉酒的破船无助地漂来漂去。大约一个钟头之后，我们碰巧又漂到这个神父住的地方。他正从巷子里把一辆大轿车倒出来，经过我们的时候，他还喷了我们一脸的烟。意思好像是说——“你们吃烟吧！”
那是一部很漂亮的大轿车，车屁股还有一对备胎，而那个慈爱的神父就坐在方向盘后面嘴里叼着一支大雪茄，那么粗，而且那么香，八成是柯罗那雪茄。我看不出他是不是穿裙子，只看到他嘴角流着肉汁，还有那支散发着五毛钱香味的雪茄。
我被安排了一个工作，去荻乡教小孩英文。这是一个有钱人儿子干的工作，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炼狱。
在荻乡我认识了驼子，走路一跛一跛的，他带我见领导。接着是训导主任，总务主任，校长，还有一群老师，他们是很乏味的一群人，既不会快乐，也不会悲哀。当我想找他们一起出去喝两杯的时候，个个面有难色，我再也不理他们了。
镇上的音乐不是像鬼叫，就像放屁。食物不是太淡就是太咸，只有卡路里，没有料理。只是让我们把命保住，如此而已。木头也不够，只能自己去街上捡柴烧。
教这些可怜虫英文，有什么用呢？我不知道他们希望我谈什么。我总是觉得悲哀，空洞而凄凉。才来一个礼拜，我就觉得好像已经在这里呆了一辈子。周围的景物有一种难以言喻的空洞，阴森的走廊漆黑一片，我觉得总是有一支手提着我的衣领，准备把我拉回去。我进门之后，立刻把门锁起来，才觉得安全。
有一天，卡尔来电报说有一个空缺。我立刻回电报给他，收到车费，我立刻奔到车站，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像俗话说的，一种法国式的告别。
卡尔跟一个十五岁的女孩住在一起，她父母来把她带走，父亲看到卡尔看莎士比亚，感动得要死，母亲把屋子翻得乱糟糟，找女孩的手表，结果卡尔很喜欢她——女孩的妈妈。
日子又跟从前一样，我，卡尔，范诺登三个人一起上班。范诺登告诉我费尔摩住院了，神经好像出了点问题。她有个女友叫姬娜，怀孕了还得了淋病，费尔摩出院之后被连哄带骗跟姬娜订了婚。
一天我碰到费尔摩，他说:“现在我只剩下半个钟头，她管我管得很紧。”我问他究竟想做的是什么？他说:“我想回去，想跟大家一起，我希望听到大家讲英文。”
我建议他现在就走。取出他母亲寄来的钱，办好签证，马上就走。费尔摩决定给姬娜一笔钱，他最担心她会自杀。我让费尔摩给姬娜写一张明星片，我会带给她。
答应了费尔摩一大堆事，其实只是为了安抚他，把他送走之后，我把明星片看了几次，撕成几片，扔进水沟。钱我也不可能拿给姬娜，而是留给我自己。
我想到文中他趁女人走开，拿走钱包里面的钱，偷偷溜走的情形，没错，这是“我”的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