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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从爵本位到官本位》第6章 从爵—秩体制到官品体制：官本位与一元化
我们认为，九品官品体制的最大意义，就在于它是一种“一元化”的、“官本位”的官僚等级秩序。这是相对于秦汉“爵—秩”二元体制而言的；再往前说，也是相对于周代的“爵本位”而言的。
所谓“官本位”，就是以行政级别为本位。进一步说，就是权势、地位和声望的获得，以官位占有和职能履行为准。你有官儿、有事儿、为朝廷干活，才有名位俸禄。官大、权责大、贡献大，就位重禄厚；官小、权责小、贡献小，就位卑禄薄；而若无官守、无权责，朝廷一般不白养你。
品秩要素配置的“行政化”，是指特权、礼遇等等品秩要素，逐渐向行政级别转移，更多地被配置在行政级别之上，而不是身份等级之上，例如爵级之上。
与前后时代相比，汉爵不能凭之起家居官、进而占有政治权势，这就显示了此期品位结构的特殊性。军爵用于军中褒功，列侯与关内侯爵也用来褒赏官僚功绩，但官僚的例行赐爵，却引人注目地采用了“赐满”的形式。而这就意味着，二十等爵在更大程度上被用作身份尺度，官员达到某秩级以上就被认为属于某个身份层次。
汉朝的禄秩中有“比秩”，“比秩”的区分职类功能，也可以看成那种松散性的表现。“比秩”表明：文学之职、军吏和“宦皇帝者”最初无俸无秩，其等级管理各是各，与吏员不同；在有了“比秩”之后，这些职类也属“另类”。
转型期波荡不定的各种人群和官职，通过各种分等和分类措施，在相关职类和级别上逐渐各得其所，彼此的对应、链接与配合关系日益精致起来了。供职于王朝的各色人物，其一体化和同质性提高了，他们都作为王朝吏员而活动着。
在新兴帝国之中，官吏才是大政承担者和权势操持者，行政级别逐渐主导了社会身份，与权责、资格无干的“爵”不可能抗衡“官本位”。
周朝“爵本位”的基础是身份的凝固不变，战国秦汉却是一个流动的社会，财富、权势全都变动不居，对官僚实行选贤任能，奖黜分明。汉初依爵而授田宅，爵位较高则占有的土地额度较大；但在土地频繁转移与爵位频繁升降的情况下，依爵占田之制必将成为一纸空文。二十等爵同时用于维系身份和行政激励，可这二者又是矛盾的：袭爵制度造成了特权的凝滞，而与官职、秩级相关的特权却是频繁转移的。二十等爵维持身份体系的能力，在官僚制时代是打了折扣的。
两汉几百年中，各职类的整合程度不断提高，其等级关系日益精致化了；帝国各色人员日益同质化，共同构成了一个官僚阶级。“爵、秩两立”的状况也将发生变化，以新的方式整合起来。于是，一个新事物——九品官品呱呱堕地，在魏晋间问世了。
九品官品的产生意义，就在于它上承汉代等级管理的发展趋势，把“一元化”和“官本位”提高到一个全新的水准。从结构上看，综合性与一元性是九品官品的最大特色之一。它把职事官、散官、将军号、封爵等等全都容纳在内，爵级与行政级别的整合程度也大大提高，结束了此前二者之间的“二元性”和疏离状态。
秦汉爵级不构成资格，魏晋南北朝则出现了“依爵起家”的制度。两相疏离的“爵”与“秩”的因素，通过官品体制一体化了；而且以“资格”为纽带，“爵”与行政级别更密切地整合起来了。
依爵起家的制度保障了身份世袭，确与中古官僚的“贵族化”现象相关，与门阀阶层的权势相关。游彪先生在分析宋朝荫补与爵级的关系之时，曾回顾说：“唐官员荫补除爵位、官品而外，甚至散官、勋官亦可依据其品级荫补子弟为官，这些大概也与魏晋隋唐以来的门阀制度紧密相关。
“爵”是一种富有贵族色彩的制度：在“以爵入仕”制度下，官贵子弟通过袭爵而分享、延续了父祖身份，降低了政治流动，增加了身份的凝滞性。当“官本位”发展到更高程度，尤其是科举制繁荣之后，官僚流动性进一步增大，“依爵荫补”就衰落下去了。这时候的“爵”，与其说是一种安排社会身份的手段，不如说是一种官僚激励手段了。
从“涵盖度”看，汉代禄秩最初只用于“吏”，对“宦”未能覆盖，跟爵级也只达到了“比”的关系。而九品官品，自初就是一个总体性的架构，它把各种官职、名位、衔号都收容在内了。秦汉“爵—秩体制”由此告终，其品位结构的“二元性”由此消失。唐朝九品十八级三十阶下，职事官、文阶官、武阶官、勋官、封爵森罗其中而井然不紊。“一元化多序列的复式品位结构”，历代沿用不废。
美国的共同职等 GS18 级跨越了几百个职类，把各个系列的各种职级涵盖其中，但它依然只是单纯的职位等级，不含品位意义。而九品官品既是职位的尺度，也是品位的尺度，把品位、职位都涵盖在内了。所以，很难说九品官品只是品位等级或只是职位等级，二者都是。
官品体制的很多特点，由于历史的惯性，一直影响到现代中国。 1956 年 6 月 16 日，国务院通过《关于工资改革的决定》，并颁布了公务人员 30 级“职务等级工资制”。这是一个典型的“品位分类”制度。这个制度在 1985 年终结，此年实行了结构工资制的改革，改革方向是向“职位分类”转型，因而工资也大幅度向职位倾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