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教员到湖南的湘潭、衡山、长沙等地做了三十二天的实地考察工作，于1927年3月总结所写，意在详述农民对于当时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虽是百年之前的考察报告，对于我们现在的日常工作、学习和思考，仍有着非常重要的学习价值。受篇幅等条件限制，笔者只能简述大概，部分词句会做调整和修改，有兴趣者可去读原文。

农民问题小引

教员首先引出，关于农民运动的态度和道理，从县城的农民和城市的绅士听到的完全不同，甚至相反。教员随后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即认为短期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全国各地涌现出来，如暴风骤雨般来势汹汹，势不可挡。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埋葬。

组织运动

教员将农民运动分为两个时期，分别为组织时期和革命时期。第一时期为去年（1926年）一月至九月，在此期间，农民会员的人数总计不超过三四十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也不过百万。第二时期为去年（1926年）十月至今年（1927年）一月，农民会员激增到二百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至一千万。这是指数级的增长，预示着农民运动的空前规模和力量。

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

农民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贪官污吏及乡村恶习。这股凶猛的力量，将数千年的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地主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在农会的打击之下，头等土豪劣绅跑上海，二等跑汉口，三等跑长沙，四等跑县城，五等没地方跑，则向农会哈腰投降。去年（1926年）十月前被大家看不起的农会，十月后变成了荣耀的组织。从前拜倒在绅士之下的人，十月后拜倒在农会了。

“糟得很”和“好得很”

农会搅动了绅士们的酣梦。中层以上人们，包括地主豪绅、贪官污吏，都认为农会“糟得很”。万万个延续千年底层地位的“奴隶”——即农民，打翻了他们吃人的仇敌，他们认为农会“好得很”。

“过分”的问题

有人会说：“农会虽要办，但是现在农会的举动未免太过分了。”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甚至涌进地主家，杀猪出谷，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以上现象，在一些人眼里就构成了所谓“过分”，所谓“矫枉过正”。

教员指出：首先，上述事宜，都是土豪劣绅和不法地主自己逼出来的，他们凭借自己的势力做地方恶霸，践踏欺压农民，这才导致农民有如此大的反抗力。其次，农民运动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绣花作画，不能过于雅致、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农民想要推翻地主，必然会有激烈的冲突，如果不用极强的力量，决无法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

所以，以上所述的“过分”的举动，都是农民运动热潮中鼓动出来的力量造成的，是那个阶段所需要的。如反对农会的运动形式和举动，则是和地主站在同一个立场。

“痞子运动”

有人说：“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是惰农运动。”教员也在乡下听到乡绅们说：“农会可以办，但是现在的办事人不行，要换人！”农会的办事人被他们称为“痞子”，他们痛恨农会的办事人——即以前被绅士们打倒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地位和发言权，如今却站起来的人。他们不但站起来了，还把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发号施令，指挥一切，所以绅士们不满意。绅士站在了农民之下——他们从前站在农民之上，所以他们出口骂“痞子”。

运动先锋

农民中有富农、中农、贫农。

富农：他们最初是不积极的，对于入农会毫无兴致甚至鄙视排斥。直到每个乡都有上万的农民举着旗、扛着扁担锄头，浩浩荡荡出游示威，他们才开始惶恐。入会后，他们也不积极做事，他们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中农：他们的态度是游离的。他们想到农会运动对他们没有太大好处，因为锅里还有米，没有人半夜敲门讨账。他们皱着眉头，“再等等！”“再看看！”他们在农会的表现比富农好，但暂时还不够积极。

贫农：农会运动的中坚力量。他们“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不怕失去什么，是土豪劣绅的死对头，会毫不犹豫向土豪劣绅阵营发起进攻。

长沙调查数据：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占比百分之七十的贫农，是农民运动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先锋，是农民运动大业的元勋。

教员小结，贫农领袖中，从前的确有缺点，但多数都变好了。根据衡山地区的调查，贫农领袖中百分之八十五都变得很好，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只有百分之十五，还有些不良习惯。而解决这些“少数不良分子”，只能在农会纪律的整顿下变好，决不能随便派兵抓人，损害贫农领袖的威信，助长土豪劣绅。

十四件大事

有人会指摘农会做的诸多坏事，教员认为，农民打击土豪劣绅的完全正确的行为，无可指摘。农会做的事很多，为了答复一些人的指摘，教员把几个月来农会的运动检查一遍，整理一遍，所记如下。

第一件：将农民组织在农会里

这是农民做的第一件大事。首先，像湘潭、衡山地区，差不多所有的农民都组织起来了，几乎没有太多盲点。其次，如益阳、华容等地，还有一小部分没有组织起来。第三，如城步、零陵等地，大部分农民还未组织起来。第四，部分地区如湘西，因在袁祖铭军阀势力下，农民全部未能组织起来。九月以前，农会会员还只是三四十万，至第二年一月底已有二百万，这个速度的发展，是让一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被成功孤立和打击的重要原因。

第二件：权力上打击地主

农会成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把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把农民权力提上来。这个行动不胜利，其他一切如减租减息的经济斗争绝无胜利可能。具体的权力打击如下：

1.清算。土豪劣绅经手地方公款，多半从中侵蚀。多地成立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该运动重点不在款项，而在宣布土豪劣绅的罪状，把他们的社会地位打下去。

2.罚款。清算结果，发现舞弊的，或曾鱼肉百姓、违禁赌博、不缴烟枪者，罚款若干。被农民罚过款的，自然颜面扫地。

3.捐款。向为富不仁的地主要求捐款救济贫民，办合作社、农民贷款等。捐款比罚款较轻，部分地主为免祸端，有自动捐款的。

4.质问。有破坏农会的言论但罪状较轻的，则聚集多人涌入其家里，提出质问，要求对方作出承诺，不再破坏农会名誉。

5.示威。率领大众，向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其家里吃饭，少不得杀猪出谷。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

6.高帽游街。给土豪劣绅戴上纸扎的高帽子，写明某土豪劣绅字样，用绳子牵着游街，令其颜面扫地。有钱的劣绅多自愿罚款而不愿戴高帽游街。

7.关进监狱。这是比高帽子游街更重的罪罚。

8.驱逐。土豪劣绅中臭名昭著的，农会要捉杀。怕被捉杀的则出逃，等于被驱逐。头等跑上海，次等跑汉口，三等跑长沙，四等跑县城。逃到上海的最安全，逃到汉口及长沙的，有时被各县学生捕获。跑到县城的，农会耳目众多，容易发现。

9.枪毙。这必是大的土豪劣绅，农民和各界民众共同做的。土豪劣绅盛行时，草菅人命，杀农民不眨眼。这类大恶，被农会枪毙没有什么不应该。

第三件：经济上打击地主

不准谷米出境，不准高抬谷价，不准囤积居奇。这是湖南农民经济斗争的一件大事。不准加租加押，鼓励宣传减租减押。不准退佃（即租地种田的农民），减少佃农失业。减息，仅限旧债务，且不准地主逼债。

第四件：推翻土豪劣绅的封建统治——都团

旧式的都团，几乎都为土豪劣绅所占领，有独立的武装和财政。他们有独立的司法权，可以任意对农民实施逮捕、监禁、审问和惩罚。地主阶级的威风被打翻，土豪劣绅把持的都团自然倒塌了。

第五件：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

农民武装分为两个部分，分别是旧武装和新武装——梭镖队。旧武装是指从地主手里拿过来的武装，新武装是指农民组织的有梭镖（梭镖是一种有长柄的单尖两刃刀）的农民队伍。新武装大于旧武装，这是让一切土豪劣绅看了打颤的新起的武装力量。

第六件：推翻县官老爷衙门

在土豪劣绅横行霸道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事，几乎都是或变为贪官污吏。在农民已经起来的县，无论什么人去做事，都是廉洁奉公。部分县的情况是：

1.凡事取决于县长和民众团体的联合会议。

2.承审员（旧时的审判官）没有案子。旧时县官老爷及幕僚想要发财，除了靠腐蚀经手的钱粮捐派，还要在诉讼上颠倒敲诈，这是历来可靠的经济来源。有了农会后，县官老爷、幕僚、承审员等一系列人的腰包就空了。

3.警备队和差役敛迹，不敢再下乡敲诈了。从前乡里人怕城里人，现在城里人怕乡里人。县官老爷豢养的警备队、差役这些恶狗们，再也不敢下乡敲诈，他们看到梭镖队就发抖。

第七件：推翻族权、神权和男权

旧时男子，普遍要受到三种权力的支配：一是一国一省一县的系统权力；二是宗族家长的族权；三是玉皇大帝、观音菩萨、佛祖等神仙系统的神权。

旧时女子，除了以上三种外，还要受第四种——丈夫权力的支配，即男权（夫权）。

以上四种权力的根基是地主，地主既被打翻，其他的便一概跟着动摇。

族权：农会盛行的地方，族长不敢压迫子孙，以前的祠堂里的酷刑他们也不敢拿出来了。女子和穷人不能进祠堂吃肉喝酒的旧例也被打破。

神权：神权的动摇，破除迷信，也是随着农会发展而普遍。信神的只剩下老人和和妇女，青壮年都不信了。

男权（夫权）：男权在贫农中相对弱一点，因为贫农的妇女比经济好的妇女更多参加劳动，她们取得的家庭发言权及决定权比较多。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条件已经破坏，许多地方的妇女组织了女界联合会，妇女抬头的机会已经到了。

第八件：普及和宣传

在教育匮乏的穷乡僻壤开学校并不现实，但神奇的是，几个口号不翼而飞，如“打倒帝国主义”、“三民主义”等，这类简单的标语和演讲，收效非常好，广而快。将简单的口号逐渐充实，意义就逐渐明了起来。

第九件：农民诸禁

农会树立权威后，便把他们不喜欢的事禁止起来，具体有麻将、骨牌、纸叶子等。禁赌、禁鸦片、禁花鼓、禁轿子、禁煮酒熬糖、禁铺张浪费的酒席、禁杀牛等。此外限制养鸡鸭猪的数量。

诸禁包含了两个重要意义，其一是对社会恶习的反抗，尤其赌博鸦片等，这些都是地主阶级的恶习。其二是对城市商人的剥削的自卫，铺张浪费的酒席使工业品贵而农产品贱，农民极为贫困而商人富贵。

第十件：清匪

农会势盛的地方，盗匪的影子都不见了。甚至一些地方的小偷小摸都没有了。原因一是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可对抗和藏匿。其二是农民运动后谷物从每担六元降到二元，吃不饱饭的问题不如以前严重了。三是农会会员可以公开合法逞英雄、吐怨气，没必要继续秘密组织了。四是各军招兵，无业游民少了。

第十一件：废苛捐

帝国主义军阀猖狂的时候，农民的苛捐杂税繁重。农民运动的军费负担仍未完全解决，但土豪劣绅强加于农民的苛捐因农民运动的兴起、土豪劣绅的倒塌而取消，至少减轻。

第十二件：文化运动

我们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造成地主有文化的东西，正是从农民身上榨取的血汗。地主势力倒台，农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农民学校有的在筹，有的已经举办，他们非常热心开办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校。

第十三件：合作社运动

农民买卖货物都要受商人的剥削，钱米借贷也要受商人的剥削，合作社帮助解决这些问题。但正轨的详细的组织办法还没有，各地的农民自行组织的，暂时达不到合作社的原则。

第十四件：修道路，修塘坝

这是农会的一项功绩。农会前的乡村道路非常坏，没钱不能修路，有钱的人不肯拿出来修路，只能任其坏下去。农会起来后，把命令发出去，出于强迫让地主出钱修路、修大坝。地主此前总是从佃农身上榨取利润，却不肯花钱去做这些。地主不同意修路时，农会让地主出谷出钱，地主就会被迫去修了。

小结

教员本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工作态度，深入地区，深入农民，花费三十二天的时间，在五个地区做了详细的农民运动的调研。他收集了城市和农村的不同地区环境的信息，收集了绅士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信息，发现和肯定了大多领导人所忽略的、被压抑了数千年的农民群众的力量，制定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权力”的基本思想路线，颠覆了延续数千年的牢固结构，帮助广大农民当家做了主人。此后，农民是教员的底气，教员也是农民的底气，双方互为对方的底气。离开了一方，另一方的底气则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