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文我们说到苏轼写给宋神宗的感谢信《湖州谢上表》，招致了政敌的弹劾，案子教给了御史台。
那么今天我就来说说，乌台诗案，是怎么落实到这个诗歌的“诗”字上的。
《山村五绝》
从苏轼的诗文里到底能查出多严重的罪行，这是御史台最该操心的事情。于是负责人继续搜寻证据，这当然不难，然后找出疑点，要苏轼一一解释。
在苏轼的诗歌里边，看上去最没法抵赖的是《山村五绝》。
苏轼被审讯的时候，和任何心存侥幸的死硬分子一样，吐口供就像挤牙膏。在一开始，他只承认《山村五绝》和时政有关，后来越招越多，牵连的人也越来越多。
从苏轼的招供次序我们可以知道，《山村五绝》的内容是最难被模糊过去的。这是以农民生活为题材的五首七言绝句。
第一首是个总括，我们略过不谈，先看第二首：
烟雨濛濛鸡犬声，有生何处不安生。
但令黄犊无人佩，布谷何劳也劝耕。
第一句“烟雨濛濛”点明时令，这是春耕的好时候。
第二句的“有生”指人，“安生”指安居。
第三句用到汉朝的一则典故：龚遂做渤海太守，看到当地有老百姓带刀佩剑，就让他们卖剑买牛，卖刀买牛犊，然后说了一句名言：“何为带牛佩犊！”
刀剑对于农民来说，既是奢侈品，又毫无实用价值，所以带刀佩剑就等于带牛佩犊。
第四句里，布谷鸟的叫声很像在劝农民“布谷”，所以被当作劝耕的鸟。
概述一下整首诗的意思：人的适应力强，到哪里都能生活，只要好好种地，把钱花在农业生产上，就算没人劝他们种地，他们也能把地种好。
如果脱离当时的情境，很难看出这首诗有什么问题。而一旦把它放进当时的情境，就能读出很尖锐的批判。
苏轼的立论基础很有道家哲学的精神：人是可以靠自己活的，并不靠政府养活，政府如果嫌老百姓过得不够好，生产力不够强，于是想方设法帮他们提高生产力的话，反而会平白生出很多事端，最后会发现拔苗助长，适得其反。
所以，政府不生事，是百姓得以“安生”的必要条件，新法偏偏就是最大的生事，结果呢，本该老实耕田的农民竟然真的“带牛佩犊”，靠刀剑讨生活了。
“带牛佩犊”的背景就是新法当中的食盐专卖。
苏轼做地方官多年，坏处是总也不被提拔，进不了中央，好处是一线经验丰富，亲眼见证了新法实施当中的种种不良后果。
他在私人信件里详细讲过自己的见闻和忧虑，说自己在杭州的时候，见到浙江一带因为贩卖私盐被定罪的，一年高达一万七千人。
还有些私盐贩子能搞大规模的武装贩运，一支队伍几百人，连官兵都不敢招惹他们。
但这些人只做私盐买卖，并不抢劫，所以有关部门对他们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并不向上级汇报。
《山村五绝》的第三首同样讽刺食盐专卖，讲一名年已古稀的老人家已经连续三个月没吃上盐了。
第四首讽刺青苗法，最让苏轼无可抵赖：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第二句的“青钱”就是新法最受诟病的青苗法农业贷款。贷款的出发点很好，因为农民确实很有贷款需求，如果放任民间贷款，一来利率高，二来利息都被民间金融家挣去了，这可不好，如果换成官府的话，盈利归朝廷，农民的利息负担也能减少，还能奸商无机可乘，何乐而不为呢？
想法虽然在理，但政策一落地就走样。
因为朝廷也是由人构成的，人天然都有逐利的倾向，地方官在发放农业贷款的时候会面对两种利益诱惑：
一是多放贷，给自己多挣业绩，方便今后升官，这就容易导致强行摊派，需要贷款的贷给你，不需要贷款的也贷给你；
二是朝廷掌握着酒的垄断经营，卖酒的利润是地方官府很大的一块收入，于是为了多卖酒，官府就会有意识地发展娱乐业，间接推动了宋词的兴起，这是我在《熊逸说宋词》课里谈到过的。
农民进城办理青苗钱的贷款手续，贷到了钱，朝廷官员出于酒业利润的考虑，会想方设法用酒馆、歌舞和美女诱惑这些农民，让他们还没出城就把刚刚贷到的青苗钱花光。
所以每到青苗钱贷款的时间，酒的销量就会暴涨。至于农民在贷款到期之后能不能连本带息还得上，那就是农民自己的事了，反正亏空不会由地方官去补。
在苏轼的诗里，“杖藜裹饭去匆匆”是形容农民匆匆忙忙进城，找有关部门办贷款，贷下款来之后，“过眼青钱转手空”，这笔钱只是过个手，还没出城就花光了。
城里套路深，但新法搞出很多听上去很美的项目，让农民不断往城里跑，一年当中有大半年要呆在城里。
但农民真的得到了什么实惠吗？苏轼的诗里说“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意思是非要说有的话，那就是小孩子养成了城里人的口音。
上一文谈过，这类讽刺朝政的文字，非要论罪的话，不但可大可小，甚至可有可无。要想把案子坐实，还要从其他方向入手才行。
于是，御史台把苏轼的诗歌、文章分门别类，要整理出哪些文字是和谁往来的。这一整理，牵连出旧党人士39人，最重要的突破口就是苏轼和王诜往来密切。
王诜身份特殊，是宋神宗的妹夫，属于皇亲国戚，士大夫和皇亲国戚走动太近的话，在任何朝代都是很招忌讳的事情。
而在苏轼和王诜之间，不但常常有诗文互赠，竟然还有财物往来，所以苏轼问题的性质已经不仅仅是讽刺朝政那么简单了。
苏轼从王诜那里确实得了好处：当御史台准备派人拘捕苏轼的时候，王诜紧急通知了苏辙，苏辙又紧急通知了苏轼，所以苏轼能在被捕的前一天做好充足的准备。
这些铁一般的事实，不像文字作品那样存在解释余地。
给王诜和苏辙入罪，为的是把苏轼的罪行坐实，而御史台最想打掉的大人物，应该就是旧党领袖司马光了。
偏偏司马光不是一个很活跃的人，下野之后在洛阳闭门著书，编修《资治通鉴》，绝口不谈时事。
苏轼和司马光的文字往来也不密切，御史台查来查去，只查到一首苏轼寄给司马光的《司马君实独乐园》。
君实是司马光的字，独乐园是司马光在洛阳的私家花园。从这首诗里找出讽刺朝政的内容并不容易，我们先看全诗：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
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
花香袭杖履，竹色侵杯斝。
樽酒乐馀春，棋局消长夏。
洛阳古多士，风俗犹尔雅。
先生卧不出，冠盖倾洛社。
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
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
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
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
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
名声逐吾辈，此病天所赭。
抚掌笑先生，年来效瘖哑。
这首诗的风格很像白居易，苏轼写诗是刻意学过白居易的。
诗里虽然用了些典故，但在古人看来还算朴素，全诗的涵义很好理解，无非是赞美司马光，说他德高望重，就算整天闭门不出，也有很多贵客前来拜访。
他因为政见和朝廷不和，只能“独乐”，但天下人都眼巴巴盼着他，想让他出来与民同乐。无论是贩夫走卒还是小孩子，都知道他的大名，所以他就算想“独乐”也注定做不到啊。
这首诗犯了一个很经典的忌讳。苏轼在供状里这样交代：“我在诗里说，天下人都盼着司马光出来执政，这是在讽刺现任的执政者不称职。”
但是，诗是苏轼写的，能定司马光什么罪呢？很简单：司马光收到这样的诗，应该上报朝廷，要求处分苏轼，但他竟然不声不响，形同包庇。其他收到苏轼诗文的人，也有同样的罪过。
就这样，御史台把案情审理清楚了。按照流程，下一步是皇帝派人录问。
录问的结果是，苏轼“别无翻异”，也就是亲口承认供状属实，不喊冤，不上诉。于是案卷交付大理寺，进入了量刑阶段。
乌台诗案不仅是苏轼人生的一桩大事，也是中国古代法治文明进程里的一桩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