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5日星期二的前一天，我终于再次走进了我的第二故乡——我妈妈的老家。我大部分的童年除了在学校以外，就是在外公家度过的了。

总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外公家的院子很大，住了外公堂表兄弟四五个，窑洞一长排，正对着山。挤得下我们好多人一起奔跑玩耍。除了我们姊妹三个以外，再加上姨姨家的三个，还有一个小舅舅，是我妈妈的亲兄弟，年纪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总是带着我们一起玩儿。属于外公家的只有一件传统的窑洞和一个类似厨房功能的小窑洞。

窑洞里面的陈设很简单。旧式的两个黄色大木箱子，在进门口的右侧，连接箱子的是两个深棕色老式柜子，总是用锁子锁着。我从来都不知道里面有什么。反倒是那两只锁子引起了我的注意。它是那种黄铜色的锁，系着一根白色的青龙线。

钥匙就像是在古装电视剧里面看到过的那种黄扁的钥匙，只要把钥匙一插进钥匙孔，一拧，锁就被打开了。这种样式的锁子，我只在外公家见过，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了。一进门的右边是一张大通铺，这是窑洞里面特有的炕，炕连着灶。这些就是窑洞里面所有的陈设了。

外公家的院子里开辟出了足有十几米长，七八米宽的耕地。与耕地左右两侧相连的算是两个大门，但并不是实际意义上的那种实体门，就是空了两片地，方便人进出。右边大门旁边设有猪圈、羊圈和鸡窝。耕地被外公用自己做的围栏围住了，在正对窑洞的方向，开了一个小竹门。

耕地里面的蔬菜很丰富，豆角、茄子、玉米、西红柿、黄瓜、葱、香菜等等；一块块分类排布。整齐的就像是非洲人特有的小脏辫，棱缝分明。农户人家，守着传统的小农生活，所有的食物基本上都可以自给自足。

一到放假，我们一家人和我姨姨一家，总要在外公家呆上好些时日。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在炕上跑来挑去，做游戏，也会玩儿一些简单的扑克牌游戏。没有什么玩具，我们就拿着枕头当雪球，互相扔来扔去。大人们都在隔壁的小窑洞里做饭，聊天，根本顾不上我们。我们就更加肆无忌惮了。几个人站在箱子上，剩下的几个人站在炕上，都拿着枕头虎视眈眈，互相对峙着；大有一种敌不动我不动的架势，生怕会被对方抢占了先机。

记得有一次，我和小舅舅在玩儿抢枕头的时候，小舅舅手一松，我一个趔趄，脚底没站稳，往前一倾，头先着地，额头被磕出了一个大肿包。妈妈、姨姨们听到了我的哭声，急着赶过来。看到我头上的包，用手帮我揉了揉，敷了块冰毛巾，看着我好多了，也就放心了。我根本等不及肿块消下去，就又加入了人他们的枕头大战当中了。尽管舅舅被外婆骂的狗血淋头，依然阻挡不了他是我们当中的“孩子王”的地位。

最开心的时候，是在晚上。到了晚上，院子里也变得凉快了起来。外婆就在院子里熏一根艾草，防以蚊虫叮咬。大家都从家里拿着小板凳围坐在一起。我记得当时院子里的人还个个身怀绝技，有好几个舅舅都很厉害：有拉二胡的、谈电子琴的、敲梆子的、有会弹唱的，大家凑到一起，各显身手，相互配合；几乎可以做到“夜夜笙歌”。

我们这些小孩子，也听不懂他们在唱些什么，只是觉得人多热闹。我们追逐着，打闹着一直到深夜，大人们喊我们洗漱睡觉了才肯停歇。

现在看来一张普通的大通铺，谁能想到竟然睡了我们一家以及我姨姨一家还有我外婆。我们个子小，就两两脚对脚睡着合盖一张被子。箱子上也会睡两个人，大部分就是爸爸和姨父他们两个了，外公公带着舅舅去隔壁外公家蹭床去了。

外公、外婆早在好多年前，就搬离这里，住进了县城。就在前两年，两个人也先后离开了。当我再次走进这所院子，发现其实院子好像没有记忆中的那么大了。窑洞蒙着一层泛黄的土灰，黑压压的窑洞顶端就这样覆盖下来，压的整个窑洞似乎就要塌了的样子。蜘蛛网结满洞檐，院子里杂草丛生。

耕地也只剩了一堆堆黄蒿还焕发着蓬勃生机，蔓延着一直升到了围栏上。猪圈和鸡圈也都不要见了踪影，只有一排发黄、发黑的窑洞与对面的大山两两相望。院子外面的红枣树的叶子也被吹的稀稀落落的，但是枣子却结的丰硕：一颗颗挂在树梢上，掉落在土地上，枣虽丰硕但却并不繁盛，只一颗一颗的安静地、从容地躺着。我从院子这头走到院子那头，也就十来步。

时光的脚步匆匆而去，这里的天依旧很蓝，这里的山依然苍茫；但是这里的人早已不在。只剩下我一个人在空荡荡、静悄悄的院子里感慨着岁月的沧桑。物是如此变化，上演着一幕又一幕的沧海桑田；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昔日的嬉笑声音宛如还在耳边，但是玩闹的人却再也不肯像从前那样在一眼都望不到边的院子里拼命奔跑了。如今，一眼就能看到尽头的院子好像也不值当去做一个“跑道”了。我回到了我的第二故乡，但我却再也找不到曾经熟悉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