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阅读《父性》第13章。
经过漫长的进化，父亲终于在文化、制度、甚至宗教神话等方面确定了在父性的绝对权威。而盛极必衰也是必然规律，到罗马帝国晚期，父亲权威出现转折，并开始衰落。
我们来跟随书籍内容梳理一下西方文明中父性衰落这一过程。
一、 父权的巅峰：罗马“家父权”的绝对性
罗马的 “家父权” 是父性功能在制度上的绝对化和极致化。
· 权力范围：家父权不仅包括对子女的生杀大权，更覆盖其财产、婚姻乃至自由。儿子即使功成名就、官至执政官，在其父亲面前仍处于“子”的地位。
· 性质：这不是一种情感关系，而是一种法律和政治制度。父亲是家庭这个“小国家”的绝对君主。他的权威是神圣的，因为他是家庭祭祀的主持者，连接着祖先与神明。
· 意义：罗马父亲代表了父性作为秩序、法律和传统之化身的巅峰状态。他是埃涅阿斯“奠基者”精神的制度化结果。
二、 衰落的第一步：基督教的“双重父亲”困境
基督教的出现，给予了父权制第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冲击。
· 引入一个“更高的父亲”：基督教提出了 “上帝是天父” 的概念。这意味着，在每一个世俗父亲之上，还存在一个更高、更绝对、更具权威的父性形象。
· 权威的转移与分化：子民对最高忠诚的归属，从世俗的父亲/皇帝，转向了超越性的上帝。“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这句名言，在父性层面意味着：父亲的权威不再是唯一和绝对的，它必须与一个更高的精神权威分享。
· 结果：世俗父亲的权威被相对化和削弱了。他从此生活在一个“更大的父亲”的阴影之下。
三、 缓慢的侵蚀：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
随后的一系列社会思想运动，进一步蚕食了父亲的传统权威。
· 文艺复兴：倡导人文主义，关注点从神转向人，从来世转向现世。个体的价值、情感和欲望得到肯定，这间接挑战了以家庭和传统为重的父权。
· 启蒙运动：推崇理性为核心。权威的合法性不再来源于传统、年龄或地位，而必须经过理性的检验。“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从根本上否定了父亲基于天然地位而拥有的绝对权力。
· “弑父”的思想准备：卢梭等思想家的著作，为挑战一切传统权威（包括父权）提供了理论武器。儿子们开始用“理性”和“平等”的尺子，去衡量父亲权威的合法性。
四、 决裂与弑父：法国大革命的高潮
法国大革命是这一系列过程的戏剧性总爆发，它是一场政治革命，更是一场象征性的、全方位的“弑父”运动。
1. 斩首国王：国王是国家的“父亲”，是父权在政治上的最高象征。将路易十六推上断头台，这个行为在象征层面等同于 “弑父” 。它向全世界宣告：父亲的权威（君权）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可以被推翻、被处决。
2. 推翻教会：革命政权攻击天主教会，后者是“上帝”这个“天父”在尘世的代表。这相当于同时对世俗之父（国王）和精神之父（教会） 发起了攻击。
3. “博爱”取代“父权”：革命的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请注意，其中没有“父权”的位置。“博爱”指的是兄弟之间的关系，是平辈之间的横向联结。这标志着社会的组织原则，从垂直的、等级制的父权秩序，转向了横向的、平等的兄弟盟约。权力从“父亲”手中移交到了“兄弟”手中。
再来看发生在中国的这段历史过程对父职的影响。
一、 辛亥革命：政治上的“弑君父”——制度性父权的崩塌
辛亥革命的核心在于推翻帝制，而中国的帝制是 “家国同构” 的，皇帝是全国的 “君父” 。因此，这场革命首先是一场政治上的“弑父”行动。
1. 斩首“君父”，抽空最高象征：
· 之前：皇帝是“天子”，是政治上的最高父亲，是天下所有臣民的大家长。父亲的权威在家庭内部是绝对的，而这种权威的合法性，最终来源于对“君父”的效仿和来自皇权的背书（如表彰忠孝节义）。父权是皇权在微型领域的翻版和执行者。
· 之后：皇帝被赶下台，“君父”这个象征性的最高父权核心被消灭了。这意味着，整个父权大厦的最高顶梁柱被抽掉了。父亲对家庭的统治，不再有一个更高的、神圣的权威来为其提供终极合法性。
2. 法律与制度的变革：
· 新建立的中华民国试图引入西方法律体系，强调个体权利和平等。虽然进程缓慢，但方向是明确的：法律不再公然支持“父权至上”。
· 例如，法律开始削弱“父权”对子女婚姻的绝对控制权，并逐渐摒弃了传统中“父为子纲”的律法精神。父亲对子女的绝对权力，失去了法律制度的庇护。
影响：辛亥革命完成了 “制度性弑父” 。它摧毁了父权所依附的最大政治外壳，使父亲的身份从一个 “不可挑战的微型君主” ，开始向一个 “需要在新规则下重新寻找定位的普通家庭成员” 转变。
二、 新文化运动：文化上的“伐孔父”——伦理与精神父权的瓦解
如果辛亥革命解决了政治上的“君父”，那么新文化运动则瞄准了文化上的“文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纲常。这是更深层、更彻底的“弑父”。
1. 攻击儒家核心——“孝”道：
· 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们（如鲁迅、胡适、陈独秀、吴虞）将矛头直指“孝道”。他们抨击“孝”是“长者本位”的奴隶道德，是为了消灭年轻一代的独立性。
· 吴虞直接写《说孝》，指出“孝”的真谛就是“顺从”，子女是父母的私有财产。鲁迅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呼吁“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并提出 “幼者本位” 的新道德，这直接颠覆了“父为子纲”的千年古训。
2. 揭露“礼教吃人”：
· 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宣言书。书中借“狂人”之口，看出历史字里行间写的全是“吃人”二字，而礼教就是吃人的工具。父亲作为礼教在家庭中的首要执行者，其权威的道德光环被彻底打碎。他不再是慈爱、正确的化身，而可能成为压抑人性、吞噬年轻的“吃人者”。
3. 引入新价值：个体、平等与科学：
· 运动倡导“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民主意味着平等，否定了父权的等级制；科学意味着理性，一切权威（包括父权）都要接受理性的质疑，而不是盲目服从。
· 个人的幸福、自由和权利被置于家族利益和父亲权威之上。“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鲁迅《伤逝》中子君的话）成为时代强音。
影响：新文化运动完成了 “文化性弑父” 和 “祛魅” 。它摧毁了父权存在的伦理基础和精神合法性。父亲不再是那个天然正确、必须服从的道德权威，他的言行必须接受“民主”、“科学”和“个体幸福”等新标准的检验。
父亲身份的深刻转变
经过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父亲的身份发生了以下根本性的变化：
结论：颓废的开始
因此，父亲的“颓废”（即传统权威的失落）并非现代社会的突发危机，而是一个持续了数百年的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
法国大革命并没有消灭父亲，中国的辛亥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并没有“消灭”父亲，但它杀死了“作为绝对权威象征的父亲”。它把父亲从神坛上拉下来，让他变成了一个“人”，一个需要在新规则（理性、平等）下，重新寻找自己位置的、迷茫的个体。
从此，父亲们被迫踏上了一条新的征途：一条没有现成地图、需要靠自己摸索的、从“权威”走向“关系”的艰难道路。 这正是现代父职困境最深远的历史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