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从封建主义到立宪政体

《大宪章》何以成为可能？

立宪政体兴起的关键因素

真正左右立宪主义政体在英国与西方兴起的主要还是政治和军事的逻辑。

首先，立宪政体的初创，或者说初始立宪规则的形成，往往是武力博弈的产物，而不是理性言说的产物。

其次，即便初始的立宪规则形成以后，君主和贵族仍然可能会时常发生冲突。

最后，在这种条件下，初始的立宪规则能否维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与贵族在武力资源上的相对实力。

立宪君主制与绝对君主制

如果贵族——一般是联合起来的贵族——战胜君主，意味着贵族拥有武力优势，但贵族通常不会杀死君主，所以他们就会胁迫君主签署一套宪章规则，或者同意建立一个约束机构，迫使国王服从这套宪章规则和这个约束机构，其结果就是立宪君主制。

如果君主战胜贵族，意味着君主拥有武力优势，君主就会建立一个相对不受制约的君主制中央集权官僚制国家，贵族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其结果就是绝对君主制。

《大宪章》的签署

1066年，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威廉带领军队征服了英格兰，史称诺曼征服。

诺曼征服，是英格兰历史的一次重大转型，其结果就是把当时欧洲大陆盛行的封建主义体制带到了英格兰。

越是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早期阶段，武力往往越是扮演着人类政治演化的决定性力量。

越是在人类政治文明演化的低级阶段，实力结构就越重要；越是在人类政治文明演化的高级阶段，制度规则与观念体系就越重要。

1199年，约翰（King John）出任英格兰国王，开始执掌英格兰的政治权力。

约翰王的诸种做法，在英格兰贵族们看来简直就是倒行逆施，这意味着约翰王不仅没有为贵族们提供应有的保护，而且还继续破坏了与贵族们的契约。结果是，在忍无可忍的条件下，英格兰的许多贵族联合起来反抗约翰王。

国王与贵族们之间的战争就爆发了。这场战争以约翰王的失败告终。于是，1215年6月15日，约翰王就在伦敦附近一片名为兰尼米德（Runnymede）的草地上被迫与贵族们签署了著名的《大宪章》。

《大宪章》把正式约束国王权力的条款写入了法律文本。

总体上，《大宪章》是约翰王以第一人称方式签署并公布的一份政治承诺书，总共63项条款，被视为约翰王对英格兰贵族与英格兰人民立下的政治承诺与法律誓言。

首先，《大宪章》的许多条款都是跟保护教会、贵族的权利与利益有关的。

其次，《大宪章》第39条是人身保护条款，实际上开创了后世“人身保护令”的先河。

该条款的重要意义在于：明确了人身权利受保护的原则，未经陪审法庭不得被判有罪的原则；确立了陪审法庭的原则；使得国王丧失了独断的司法审判权。

最后，贵族们还考虑到了国王倘若违反《大宪章》的救济手段。

这一条款的重要性在于，它确认了一条原则：只要国王违反《大宪章》，贵族们就拥有对国王的合法反抗权。

英国立宪政体的确立

“王在法下”原则的出现

1210年出生的英国大法官亨利·德·布莱克顿（Henry de Bracton）就公开主张：“国王不应该受制于任何人，但应该受制于上帝和法律，因为是法律创造了国王。”

到了17世纪早期，另一位著名的英格兰大法官爱德华·柯克爵士（Sir Edward Coke）亲历的事件，则证明了英格兰王权受约束的原则与观念在当时已经成为政治法律实践的一部分。

英格兰议会的形成

到了1258年，时任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面临着内忧外患的重重危机。在这种情形下，贵族们联合起来胁迫亨利三世签署了一个新的宪章——《牛津条约》或《牛津条例》。

《牛津条约》这样规定：“创设一个主要由男爵组成的十五人会议，有权任命首席法官、大臣与财政大臣（实际上由贵族会议控制了司法、行政与财政），而国王处理国务时须遵从这一会议的意见（英格兰王权已经受到贵族会议这一机构的约束）。”

一旦一旦贵族会议的先例开创以后，更大规模的会议或议会的出现就成了可能。

到了1295年，英格兰模范议会除了需要英格兰的大贵族和大主教出席外，还需要召集各郡骑士代表和自由民代表参加。据说实际参会的后两类代表人数达292人之多。

模范议会是英格兰议会的真正开端。

“约束国家的革命”

英格兰政治演化的方向是越来越有利于议会，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国王与贵族、议会之间的斗争仍然支配着英格兰的政治生活。

1399年，在新的兰开斯特公爵领导的贵族反抗中，理查二世战败被捕。随后，议会宣布对这位试图建立君主专制国王的33项指控，并迫使理查二世宣读退位诏书。

不仅《大宪章》是贵族与国王之间武力斗争的结果，而且在《大宪章》之后，贵族与国王之间仍然保持着时断时续的武力斗争。只有当国王被贵族或议会在武力上征服时，英格兰政治的演化方向才是趋向君主立宪制的。

英格兰中世纪政治演化史上的又一场重要冲突是17世纪中期的英国内战。英国内战发生于1642年至1651年之间，是贵族代表的议会派和国王代表的保皇派之间的军事冲突。

这场内战旷日持久，中间几经反复，最终以议会军胜出而告终，查理一世则成了唯一一位被送上断头台的英国封建君主。

英国内战之后，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1688年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的起因来自两派的冲突：一派以国王詹姆斯二世为首，他们是保皇派并支持天主教；另一派以许多大贵族和议会为中心，他们是立宪派并支持新教。

1688年这场不流血的政治革命，史称“光荣革命”。光荣革命意味着英国君主与贵族、议会长达几个世纪的政治斗争终告结束，英国王权自此成了受到明确制度约束的立宪王权，而议会主权原则也最终在英国得以完全确立。

从1215年到1688年，英国政治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演化，王权与贵族权力、议会权力的博弈和冲突跌宕起伏。到1688年光荣革命为止，英国终于从封建主义时代过渡到了立宪主义时代，也终于完成了人类近现代政治演化史上一场极重要的“约束国家的革命”。

作为主要驱动力的封建主义模式

封建主义体制下君主与贵族在武力资源上的势均力敌结构是约束王权的立宪主义政体得以兴起的关键原因。

洛克《政府论》与观念体系的革新

洛克的招牌观点，人们组成政治社会的目的不是别的，而是“保护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

如果说柏拉图认为政府的目的在于造就善的社会，孔子认为政府的目的在于确立特定的伦理秩序，马克思认为政府的目的在于消灭剥削和实现人人平等，凯恩斯认为政府的目的在于推动经济增长、控制通货膨胀和促进充分就业，罗尔斯认为政府的目的在于实现正义，那么洛克认为，政府的目的除了保护每个社会成员与生俱来的生命权、自由权与财产权，此外并无其他的特定目标或愿景。

洛克的几个重要的推论：

首先，任何国家或君主的政治权力都应该受到限制或约束，而不应该是专断的。

其次，洛克进一步阐明了法治原则。

治国不能依靠专断命令，而必须依靠稳定的、提前颁布的并能公正执行的法律。

最后，洛克首次倡导政治上的分权原则。

立法权与执行权的分立——来约束政治权力，进而塑造法治政府的原则。

统而不治的王室、责任内阁制与政党政治的兴起

“王在议会”，这是说，国王与上院、下院共同组成了英国议会。

就欧洲历史经验来看，凡是能长久生存的王室都在扮演统而不治的礼仪性角色。

内阁由议会产生，同时需要向议会负责。当内阁政绩尚好、议会满意度较高时，内阁就可以留任；当内阁政绩不佳、议会满意度较低时，内阁就应该辞职。

17世纪80年代，由于在天主教徒詹姆斯二世继位问题上的政见不同，英国政治精英分裂为托利党与辉格党——前者支持詹姆斯二世继位，后者反对詹姆斯二世继位。这一托利党与辉格党的分化，就是后来英国政治生活中保守党与自由党两党政治的起源。托利党通常更代表土地贵族的利益，立场更为保守，托利党就是后来的保守党；辉格党通常更代表工商业者利益，立场更为自由和进步，辉格党就是自由党的前身。

20世纪早期，由于投票权的普及，普通工人阶级获得了普选权，就促成了工党的崛起，同时引发了自由党的衰落。这样，英国政党政治就演变为保守党与工党对峙的新两党政治格局。

绝对君主制与立宪君主制的分化

法国、普鲁士、俄罗斯——在近现代国家兴起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发生向立宪主义政体的转型，反而走向了绝对君主制政体。

一次人类政治演化的突变

在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以法国为代表，很多欧洲大陆国家都发生了近现代民族国家的崛起以及以绝对君主制取代封建君主制的政治演化。

从封建主义体制到绝对君主制反而是一个突变，是人类政治演化过程中的一个转折。

地缘政治结构

英国是一个海洋国家，而法国、普鲁士等都属于大陆国家。

英国的特殊性，恰恰在于它是一个海洋国家。所以，英国的地缘政治压力要比法国、普鲁士和俄罗斯小得多。

像法国、普鲁士、俄罗斯这样的欧洲大陆国家，由于处在军事竞争激烈的地缘政治格局中，君主们就不得不快速地发展常备军，有效地构建中央集权化的制度框架。否则，它们就很难在高强度军事竞争的地缘政治结构中生存下来。以上所有因素往往容易把这些国家导向绝对君主制的发展路径。

波兰—立陶宛联邦本来是16世纪后期到18世纪后期的东欧大国，其面积在欧洲仅次于俄罗斯。在政体模式上，波兰—立陶宛联邦是一个贵族共和国，实行选举君主制，法律由贵族议会制定，君主权力受到制约，甚至重要贵族对重大公共事务都拥有否决权。然而，到1772年，它就被普鲁士、奥匈帝国与俄罗斯三国瓜分了。

正是因为英国面对着军事竞争压力小得多的地缘政治结构，才使得英国有机会维系立宪君主制的政体模式。

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

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经济发展、人口增加，进而帮助君主获得了更多的可征税资源与可征兵资源。交通通信条件的进步，显然有助于扩大君主的统治半径，使得统治同样地理疆域的成本更低。

重型火炮这一战争技术的革新，很大程度上使得欧洲社会的武力资源与权力结构发生了有利于君主的倾斜。

政治发展次序与路径依赖效应

政治发展的次序是说，事件A发生在事件B之前，跟事件B发生在事件A之前，其结果和效应是不一样的。此后的路径依赖效应还会强化这种先前的次序差异并对结果造成巨大差异。

如果立宪主义政体塑造在先，这就意味着贵族比较强大，再进行近现代民族国家构建，政治演化就有可能循着有利于贵族和议会的路径发展。但如果是近现代国家构建在先，而立宪主义政体尚未塑造，政治演化就有可能循着有利于君主的路径发展。

在这种结构中，重型火炮兴起和普及的时机可能还会带来叠加效应。

如果贵族或议会一开始就获得了较大的政治优势，约束或限制了王权，那么即便重型火炮兴起，也不见得能够成为加强王权的战争技术力量。如果国王一开始获得了较大的政治优势，那么重型火炮兴起之后，很有可能会成为国王加强王权与建立中央集权化民族国家的有利因素。

政治演化的路径是由政治发展的次序与某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机决定的，而路径依赖又会强化先前的次序与时机对后续结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