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几篇，但是只有徐伯昕的故事让我最有表达想法的欲望。他实在是太让我喜欢了！
徐伯昕，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里生活书店的总经理，也是《生活周刊》的创始人。据他身边的人回忆，他是生活书店的舵手，在他的带领下，生活书店经过了无数惊涛骇浪，在三四十年代就把分店开到了全国56个地方，即使是穷乡僻壤都可以覆盖。在当时，这是多么大的成绩。
徐伯昕十分擅长经营之事。没有他，光靠邹韬奋是办不起来书店和周刊的。徐伯昕每天东奔西走，广告几乎没有缺过，但是，他非常有原则，从来不乱来。他对刊登的广告要求极严格。“略有迹近妨碍道德的广告不登，略有迹近招摇的广告不登，花柳病药的广告不登，迹近滑头医生的广告不登，有国货代用品的外国货广告不登”。这样的态度，让人只想竖起大拇指来称赞，因为徐伯昕做到了不为“金钱名利”而违背内心，对得起国家的大义！
再纵观我们现在的书店，刊物，却是真的不能说是“干净”。纷杂的广告，各种不堪入目的图像，影响青少年观念的文字、事物层出不穷，而且，一个非常显著的现象出现了——教辅书籍浩如烟海，而各类真正有价值的书籍却难以找到好版本。
其实我本人是个非常喜欢逛书店的人，但是，现在我去的少了。电子书籍盛行是一个原因，而书店没有好的氛围也是一个原因。一走近书店，入目大部分都是教辅，言情小说，网络文学，明星们的明星片，各种衍生产品，走到杂志书架一看，“高考高分作文”“素材作文”等等琳琅满目，想找一本真正的文学类杂志，难。
还有一个情况。现在我所在的城市里，书店里的大部分书都是不允许拆包装的，你只能看到封面，看不到内容，如果拆了就必须要买。其实能够理解店家，因为如果都能拆，许多人可能会在书店看了，不一定会购买，这样的话，书店没有营业，也很难继续开下去。可是，我依然非常怀念以前。
小时候，新华书店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可以在那里一呆呆一下午，或坐，或站，或蹲（蹲居多），经常是过一会书店的营业员工就来赶我们，因为彼时地上总是蹲满了人，寸步难行。虽然如此，那时候的书店依然是我最喜欢的地方，它给了我爱读书的“种子”。那时候也有几个书店，不仅卖书，也租书。我一借就是七八本，平均三天一本小说。
现在，这样的租书店也没有了。
人们好像越来越注重是否有盈利，而忽略了文化氛围的重要性。或许时代在进步，经营书店的人、办杂志的人也有许多无可奈何，可是我实在是太怀念以前的读书“味道”了，也期待能多几个像徐伯昕一样的真正关心文化“健康”的人，给我们现在的中国出版界“洗洗干净”。
当然，我相信是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