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是老舍先生的一段话，大意是“年轻的时候有牙，没花生仁吃；老了有花生仁，却没了牙。”人间的事，大多如此——每天看着精致的满桌菜肴，选择的余地却很有限，遗憾之余，不能不感念以前学生时代的“食事”。
小学都是走读，大半年的早餐都是番薯——秋冬季蒸番薯，春夏季番薯干，再怎么变花样，总脱不了“番薯”二字，吃得我见到番薯都头疼。要说有深刻印象的两餐饭，一是三年级时，父亲及同事在学校加餐，有碗炒白菜，我觉得很清甜，好吃。二是毕业时学校请吃饭，第一次吃到加白糖的西红柿，色味俱佳。
最艰苦的日子是在念中学期间。周日下午提着米，罐头瓶子装满咸菜，这就是一星期的伙食。学校饮用水源，说起来可怕，就是在教学楼后面挖了一个几十平方米的深大水坑，上面满是废纸和梧桐树叶。寄宿同学人手一个铝制饭盒，自己淘米放水，统一送往厨房。厨房里一位歪脖子大叔用铁叉将一摞摞的饭盒放进锅炉蒸熟，放学后取回自己的饭盒，就着咸菜吃饭。冬天还好，夏天周三咸菜就开始长毛，只好蒸一蒸，接着吃。这样的伙食，我以为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存，谈不上什么营养。但就算如此，也有意外的加餐：某天晚上，宿舍同学用开水泡方便面吃，我分吃了一点，觉得真是无上之美味。初二时，父亲有天晚上特意骑车载我回家，原来是家里宰了一只鸡，辣椒炒鸡肉，味道终身不忘。初三暑期补课时，学生也吃教师伙食。有位师傅一见我就很开心，总和旁人说，“这孩子成绩很好，将来是要上大学的。”每次他都给我多量的菜，我记得有次他给我舀了一大勺清炒绿豆芽，好吃。其实，心里是有点虚的。因为班上还有一位程同学，个子也不高，成绩却很好。莫不是他搞错人了？事实证明，程同学毕业于上海交大并留任上海交大，一辈子在研究空气动力学。我呢，估计是吃多了别人的豆芽，到现在还在地上呆着呢！
高中时候就强多了，虽然还是蒸饭带菜，但我们学会分工协调，轮值送饭盒，所有饭盒用绳子十字交叉捆起来，一大串，一个人送去厨房，省事多了。菜式也多了，有酸菜，有腌萝卜，还有蒸黄豆；如果有钱的话，还可以买到青菜和煎豆腐干——都是周边农村妇女做好来卖。在这里，我要说句忏悔的话，当时好多胆大的同学，其实都是半买半偷的。
大学那确实是大不同了。国家补贴饭票和菜金，饭票28斤，男生当然不够吃，女生却有富余，于是就涌现了很多互帮互助的“感人故事”。我永远感谢几位女同学：大三时在中五栋花园丢失了整个月的饭票，是董国红和秦玲帮了我。至于姐姐李凤兰，还有叶年珍、张佑华等更是一直都在帮助我。同学情深，永生不忘。伙食呢，早餐有馒头、面窝、糯米鸡和白粥等，正餐至少有萝卜青菜莲藕之类，算是彻底告别“酸菜”生活了。只是1991年冬天，苦寒，大雪下了几天，路面冰雪半个月没化。每天两人轮值去买早餐，一个专买馒头，一个专买白粥兼打开水。那真是万分不情愿的事情：天寒地冻，一步一滑，苦不堪言。至于大三时倒是有几件好玩的事：一是每天下午和肖绪曙、刘辉三个人用煤油炉做菜吃，菜是固定的：胡萝卜炒黄芽白，天天如此，快乐非常。偶然吃腻了，那就煮面条。二是某次武汉有同学来，和班长陈建昌等请吃饭。菜只有一个，辣椒粉炒白菜，六毛钱一份。吃完了，再叫一份；再吃完，还叫一份；又吃完，仍然叫一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天晚上，我们吃了8份菜，全都是辣椒粉炒白菜。后来，陈班长一直戏称是“白菜宴”。当年的班长还是英俊小生，足球健将，时光匆匆，如今班长虽然还能跑半马，只是头发忽然没了，也不知还记得“白菜宴”否？
说起来，伙食最好还是华中农业大学。除了清真食堂没去过以外，荟园食堂、橘园食堂，还有不知什么园食堂，都吃遍了，花样繁多，物美价廉。就以早餐的粥为例，白粥、绿豆粥、花生粥、黑米粥、红豆粥，玉米粥，小米粥，还有各种各样的粥，不少于十几样。吃腻了，校门口还有不少于上百间的小饭店和摊档，啥美食都有。妻子曾经发誓，要吃遍所有摊档，可她还没吃几样，我就毕业了。这其中值得提起的有：松滋烤鱼，木炭火，大活鱼，下铺千张，22块钱；臭豆腐一碗，加葱花，边走边吃，一块钱；烟笋炒腊肉，一大盘，味道极鲜美，老板娘极美貌，20块钱；江西瓦罐汤，经常和美女同学李婉去吃，汤8块，饭免费，菜免费，瓜子免费。如果都吃腻了，还可以去吃炒菜，菜6块，饭免费，毕业后我想着有点后怕，6块钱的炒菜，这应该是吃了地沟油了吧？夏天还可以在学校附近的露天摊档吃小龙虾，味道不错，只是得小心花椒——我曾经和魏扣同志一起，同时咬到花椒，每人拿一支水站在旁边吐。而最忘不了的，是华农的炒饭和酸辣粉：炒饭是番茄炒饭，酸辣粉就是酸辣粉。我得说，虽然华农的番茄炒饭才三块五毛，但那确是我人生吃过的，最好的番茄炒饭。
不知道为什么，老觉得过去的东西是好的，老值得怀念和回味。或者回忆，就像那碗番茄炒饭，有酸又甜，有滋有味，指引我一路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