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0月10日，我在北京航空学院报到注册成为一名大学生，这是我人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在国家历史的转折点上，我搭上了恢复高考的顺风车，从此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上了四年大学，我的家依旧住在一三四厂家属院的三号楼，每年的寒暑假我都会回到这个家，四年里这个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78年的冬天，我的弟弟从修武县农机厂应征入伍来到了北京，在北京总参某部当兵。小妹妹去了安阳师范读书，一九八零年十二月，母亲按照中央干部制度改革的要求办理了离休，小妹妹接班进入子弟小学当了老师。1981年弟弟由于大裁军从部队转业回到了家里，就在一三四厂里当工人，家里地方小，他不愿意住在家里，就住在厂里的家属周转房。1981年大妹妹结婚了，她的新房在学校里，房子的条件不是太好，1982年2月生了一个女儿，母亲接她回家坐的月子。1982年7月我大学毕业也分配到了新乡的工厂里，我和弟弟就在厂里的一间单身宿舍一起住，每天还是在家里吃饭。
大学生活是我人生中重要的阶段，我常常给别人说我上过两个大学，第一个是我的农村知青大学，那是我踏入社会认识世界的第一扇门，从1974年4月到1978年9月的四年半时间，这一段岁月我都写在了知青岁月的系列文章里了。1978年10月到1982年7月，我在北京航空学院学习大学生活，奠定了我科学技术职业生涯的基础，也训练了我学习知识，观察世界的逻辑思维能力，促使我思考人生的意义和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上大学给了我更多的选择机会。大学的学习生活极大的拓展了我的视野，学会了站在更高的位置去观察世界，拥有了批判性思维和开放包容的态度，掌握了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
入学之后，大概是因为我在班里的年龄最大，系里让我当了班长。我们班一共只有二十二个同学，十六岁的同学有四个，十七岁的是七个，十八岁的两个，十九岁的四个，社会青年三个，其中一个是乡村教师，一个是退伍军人，我是下乡知青二十三岁。在整个系里，我们班的人数最少，年龄也偏小，在我们年级大班里年龄最大的都已经三十二岁了。
因为同学们大部分都是刚出校门的小孩子，我第一次召集开班会，记得是在我们宿舍楼下，每人一个小马扎围成了一圈坐着，我看着他们满脸稚气的笑脸，心里想着这么多小棒棒豆，他们这么小的年纪就离开父母到千里之外的北京上学，家里能放心吗？他们不想家吗？我想起了当年我带着十五岁多一点的弟弟去马范桥插队落户的情景，父母亲对我千叮万嘱，要我照顾好弟弟。我决心把我们的班级带成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让他们感受到集体的温暖。
刚开学，一个同学就被送到校医院隔离观察，说是入学体检时发现有传染病，大家都很关心他的健康，考上大学很不容易，生怕因为身体问题退回去，关了几天之后又说检查报告错误放了出来。来自湖南益阳的李同学，家里生活困难，报到时只带了一床被子，连褥子都没有，北京的冬天滴水成冰，他却只穿着一条单裤，我们向系里提请困难补助，为他添置了褥子和棉衣。同学们都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班里很团结。
但是也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住在239房间的小魏和林小清同学，不知道为了什么闹了矛盾，一天晚上两人又发生争执，林小清就约了小魏到宿舍后面的空地谈谈。两个小孩都只有十六七岁，小魏更是个子矮小，我们在宿舍里忽然就听到窗外传来了厮打和喊叫声，同学赶紧下楼去。原来那两个孩子到了楼后面，林小清先是与小魏握了握手，然后就快速用衣服套在小魏头上 ，接着就是一顿捶打。这件事引起了全班同学的愤怒，纷纷指责林小清的打人行为，系里知道后就要介入处理，认为行为恶劣，准备处分林小清。我作为班长，觉得这不过是小孩子打架，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就向系里要求，我们班里自己解决，并保证林小清认识自己的错误写出检讨向小魏同学赔礼道歉。
为此我找林小清谈话，又开了班会，大家都直言批评他，认为他是独生子女，有骄横霸道的坏毛病，最后他终于承认错误并道歉了。但是他也与班里的同学产生了隔阂，我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他的心理问题，这也让我心中常常感到亏欠了他。林小清是我们班里入学时高考分数最高的同学，还是院里出国预备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这个项目被取消了。
很快我们都进入了高度紧张的学习氛围中，能考入北航的都是佼佼者，无论是跳级还是应届的学生，包括已经脱离学校步入社会的青年，都属于高智商的人群。但是初入大学，尤其是像我这样已经下乡多年的知青，匆忙复习考入大学的人，文化知识基础不牢，学习习惯方法也不好的人，大学学习并不太适应。与那些小孩子比，明显的感到自己反应慢，记忆力差，学习显得吃力，好歹自己并非一无所长，知识领悟能力并不差。班级里的同学差距也是很明显的，高等数学很让我头疼，仅仅是建立起微积分的数学思维方法就用了很长时间，即使如此的用功，数学考试成绩始终分数不高，而有些同学在第一学期就已经把要上三个学期的高等数学都自学完成了。英语对我来说也是弱项，英语高考不是必考科目，我申请不参加英语考试，因此我只认得ABC二十六个字母，但是有些同学已经可以读报纸听广播了。差距就在那里，不服也不行，有些课程即使我拼尽全力也很难学好，可对于有些同学似乎无需费力就会了，我只能加倍的努力。
上大学期间，也是我们国家国门大开、解放思想、摆脱文化禁锢，探索新知识的求知欲极其旺盛的年代，经过了书荒的一代人形成了读书的热潮。图书馆阅览室里的各种国外名著，现代文学杂志吸引了大批的学生永远都是坐满人。新华书店和各种书展以及送书到学校的书展，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伍，尤其是一有世界名著到货就被抢购一空。记得有一次潘永军同学深夜未归，大家知道他是去劳动人民文化宫看书展了，可是他年龄太小只有十六岁，还是非常的担心他的安全，我一直等到他回来，才知道他买完了书没有钱乘公交车，就一直走回了学校，那也有快三十里地了。
那时候有一句很流行的话：把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十年动乱，耽误了许多人的青春时光，1978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革”被耽误的这些人学习、工作的欲望十分强烈。书店有关数理化和其他知识类的书都脱销。为了参加报纸的知识竞赛，人们排长队购买书籍。各行各业的老中青人们都在自觉地、不计报酬、夜以继日地工作。作为幸运的大学生，“为中华崛起而读书”，那种历史的使命感在当年是我们那一代人的共同价值，我深深地受到影响并改变了我的人生。学校里公认的学习最刻苦的就是七七、七八级的学生，因此也就有了金七七银七八的说法，确实如此，等到七九级的学生入校以后，真的就好像是两代人了。
1978年正值国家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初始之年，五月《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开展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全国大讨论，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彻底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来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我们的大学生活正是在思想解放和精神探索中渡过的。
作为思维活跃的年轻大学生，大家也非常热衷于参加各种政治社会的思想文化活动，如红极一时的西单民主墙，看星星美展，看话剧《于无声处》《假如我是真的》，读小说《伤痕》《爱，是不能忘记的》，参加中国青年报组织的人生意义大讨论，直到后来那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响亮的口号，都反映出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历程。
由于学习生活的紧张，也许还有饮食问题，我的胃溃疡很快就复发了。本来我在农村插队时就患上了严重的胃病，但在家里高考复习期间已经基本愈合了，这次复发病情更加严重了，很快就发现胃出血，剧烈的疼痛也直接影响了我的学习和休息，没有办法，第二年我就向系里申请辞去班长职务，并向系里推荐了继任，所以我的大学也是在与病痛作斗争的四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