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体”已成为了后现代性的我们所追求的愿景——共同体是一个“温馨”的家，共存于此的人们，互帮互助，彼此祝福。即使产生争吵，也是友善的。
然而，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共同体”并不是一种我们可以实现的世界，而只是一种只能是热切希望栖居其中和重新拥有的世界。
其原因是：
得到共同体意味着收获安全感（确定性），但将很快失去自由。
失去共同体则意味着失去安全感（确定性），但将很快收获自由。
自由与安全（确定性）是一对矛盾体，存在永恒的博弈。书中，鲍曼运用“坦塔罗斯的痛苦”这一神话隐喻，生动形象地揭示了现代人的普通困境：一边渴望拥抱，渴望抱团取暖，一边又惧怕失去自由。
他进一步指出，后现代性的“液态”社会，人类社会逐渐单子化。传统的根基（共同体），诸如乡土、宗族、社群已被连根拔起。现代社会中，无论是“福特主义工厂”还是“模范村庄”，这种人造共同体，虽然在某种形式上提供了归属感和秩序感，但在本质上则是牺牲了个体自由的真实情感联结，个体仍被抛进无边界、不确定的社会空间。
对于全球精英的“世界主义”者信奉的生存方式：我们在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那里。鲍曼认为这种“自我共同体”其实是对传统共同体的脱离，肉身自由，但文化却被根除了。同时也加剧了两极分化，社会的不平等，个体的孤独。
鲍曼又批判到，“美学共同体”是一张没有长期承诺的道德责任之网。“隔离区式共同体”是用标签/圈层划分你我，用封闭换取虚假的安全感，其本质是社会分裂、社会碎片化的实验室。
书中探讨的多元文化与共同体的关系，也是精彩之笔。
在“多元文化主义”的世界里，文化可以共存，但几乎没有相互交流，即使交流也并不能共融。其次，如果只维持不同文化之间表面上的平等，而忽略人在经济和社会的不平等，则只会蜕变为文化之间的割裂。所以，多元文化也不等同于共同体。
鲍曼眼中的共同体，是一个用分享和相互关怀编织起来的共同体。人类居于其中，有平等的人权，并对平等人权的实施负有责任。
即使在液态社会中重建社会联结是如此的艰难，但鲍曼仍以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呼吁大家为之努力。并且在书中，他也期待知识分子肩负起这份使命。“这是一份振聋发聩的行动号召。”
鲍曼所阐释的后现代人的精神困境，无人能逃脱，但能警示并提醒我们要找到冲破这个困境的出口。很难，但值得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