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晨 我迷迷糊糊中醒来，也许是门外有关门声音，也许是天空上飞过的飞机噪音很大，我猛一激灵爬起来看手机，居然5：51了——我手机定的5：30闹铃不知为何没有响。我立马起来穿衣、洗漱，出门赶紧下楼。
我瞅了下时间，5：58赶到一楼门口。老余和其他同事都到了门口了，不一会中巴车司机也来了。我们上车往机场赶去。
我们组的组长说他来了很久了，其他同事均来自市内各个部门和国企，男的、女的都有，年龄普遍不大，估摸一半左右应该还没结婚，我这40岁的应该是年纪偏大的了。
老余即将离岗，这次起个大早，主要是为了和我交接，对我进行培训。他告诉我，在这里的工作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一定要做好个人防护，这个马虎不得，千万自己不能被感染。之前他已发过穿、脱个人防护装备的培训视频给我。我赶紧在车上又把这些视频温习了一遍。
到了机场，我们先进工作房间穿戴防护设备，N95口罩、防护服、防护罩、胶靴、手套一应俱全，在同事的指导下，我顺利地就穿好了。
进入航站楼里面，依旧到处是红色的隔离板，把以宽敞的通道被隔成一块一块的，应该是为了工作需要吧。我的岗位主要是放行。组长给我介绍，就是入境旅客到这里的时候，根据后面指引，放进来合适数量的人。等他们登记完出去后再放一拨进来。有时候还要兼顾报备有关任务。
我发现，组长是个很年轻的女孩。她是刚毕业到某单位，然后就被理所当然的派到这里来承担急难险重的任务了。她干的时间应该不短了。我在纳闷，这么年轻的女孩怎么受得了这么枯燥乏味的日子——这日子虽然不是坐牢，但是也丝毫不自由。饭菜是定点房门口的，房门都不可以出，到点了就拉出去干活，甚至都不允许接收快递。我很纳闷她怎么可以干半年以上。
9点多，我又按照极为严格的标准程序进入消杀间，脱下了防护装备。再次被中巴拉回房间，已经9：40，我简单吃了早餐，虽然感觉很困，却直一整天再没睡着过。
晚上，全组组织召开了民主生活会（据说是第一次）我也再次看到了这些同事。大家依旧都是带着厚厚的N95口罩。很多人调侃，到离开的时候，我们彼此也许都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要不我们取下口罩拍个合照吧。
我知道，这是开玩笑，能允许开这个会就有点违规了，怎么敢脱口罩呢。
组长向学生会会长一样，简单说了几点要求，她强调，千万不能打架，有人因为心理的原因好像跟人起冲突了，下一步会调查处理。
有人问处理结果会怎么样。组长说，可能会叫派出单位把人接回去。大家哄堂大笑。
组长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建议。有人说，饭菜太难吃了，每次吃饭都拉肚子。有人说，我现在基本不吃饭，以方便面为主食了，实在太难吃了。
我跟旁边的人说，这个饭菜如果每餐预算提高5块钱，就很不一样了。他说，牵头部门现在也有难处，预算有限，只能这样了，已经换了几个商家了。
有人说，我现在瘦了4斤了，就是因为饭菜太难吃了
有人说，我现在胖了十几斤了，没天吃完也没有运动，像头猪一样。
有人说，房间的网络太慢了，看个视频都很卡。
有人说，我们生病了在这里看病，还得自费，不能刷医保卡。
有人说，建议能不能把每个人来参加集中居住的时间缩短一些，两个月太长了，我长痘痘了，也想孩子了。
组长说她会把大家的意见反馈给上级。不过，大家对能否解决应该不是很报希望。6月份，一个阿婆感染把广州搞得大变天，芳村整整被封了一个月，因疫情防控被处分的领导达几十人。防疫专班人员集中居住管理也就自此开始。从那时起，来机场工作的人员都是高风险人员，不但要做好工作，也要保证自己100%不被感染，100%不传染给别人，而不是99%。就是这多出的一个百分点造成了工作方式的极大转变。
大家后来很快把话题讨论转到了如何干好工作方面。
回到房间，瞎忙半天。十一点多，我依旧睡不着，天上的飞机轰鸣，我走出阳台，看到一台飞机飞得很低，从我的楼房顶端掠过，像是要飞去机场降落了。我想，要是奕奕看到这个飞机肯定会很欢喜。奕奕最喜欢飞机了，经常抓住我一个指头把我拉到阳台，指着天空说，飞机飞机。他要是哭了，我就搂着他去阳台看飞在天上的飞机，晚上看到远处天空一闪一闪的灯光，他就大叫飞机，就会不哭了。
儿子，你会怪爸爸离开你这么久吗？爸爸来工作，就是对付这些飞机的，就是为了保护你平安健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