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代表华语电影征战世界的第五代导演,拥有与生俱来的热搜体质。张艺谋也好,陈凯歌也罢,每部新作上映都是电影圈一等一的屠榜话题。
吹捧者有之,张艺谋被奉为“国师”,绚烂的影像仪式与对民族性的反观,成为老谋子最显著的艺术标签;拍砖者甚众,2005年胡戈《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让陈凯歌成为网络娱乐调侃的对象,站在精英文化对面的草根戏谑精神延续至今。
把筛选范围延伸开去,并不位列“第五代”的冯小刚、姜文,也是同时代的人中龙凤,“悲喜剧匠”与“惊梦骑士”的作品,同样有对国民性的辛辣讽刺与时代寓言。再把镜头拉到两岸三地,被誉为“华人之光”的李安,以及“喜剧王者”周星驰,都拥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魅力。
同一电影档期里,冯小刚与陈凯歌的交相辉映,似乎很少见到。在12月24日平安夜里,冯小刚献给时代挽歌的《芳华》,以及陈凯歌写给盛唐的情书《妖猫传》,携手统治影市。更为重要的是,两位大导演似乎止住了被舆论唱衰的颓势——《芳华》引发了对特殊年代的集体怀旧,而《妖猫传》显然要比《道士下山》更得人心。
难道祭出了《妖猫传》之后,那个《霸王别姬》里的陈凯歌回归了?
诗、美人、城阙、皇权,一封写给风流大唐的情书
先来出一道偏门的历史考题:作为中世纪最耀眼的世界大都市,盛唐时期的长安人口,总共有多少?
万国来贺的无上荣光,兼容并蓄的包容心态,文化艺术的极度昌盛,让盛唐成为了无数知识分子心向往之的黄金年代。有人唱着“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幻想着能坐上时光机,在梦中邂逅;有人则把一腔热爱都倾注到光影世界里,通过造梦的艺术,生动再现。
在第五代中拥有相当文学造诣与传统文化素养的陈凯歌,显然不满足于绿幕。地方政府推动影视旅游的需求,与陈凯歌再造煌煌长安的意愿一拍即合。陈凯歌不止一次地对外界说,他希望威镇寰宇的长安城要用实景拍摄,因此在湖北襄阳足足耗费6年。这6年时间,和侯孝贤在湖北神农架“等云开,等日落,等鸟飞”的守候一样,城池宫阙渐起,花榭游廊蔓延。
诗是《妖猫传》的精神内核。武力的强盛与国库的充实,并不是陈凯歌眼里的盛世,一个民族只有成为文化上的巨人,才能傲视万邦。从小就接受传统诗文教育的陈凯歌,对李白和白居易恋恋不忘。出生在中亚碎叶城的诗仙,成了唐朝文化影响力无远弗届的代名词,让高力士脱靴的历史掌故,得以重新演绎;陈凯歌甚至幻想着白居易生活在李白的阴影里,感受《长恨歌》对《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的膜拜与挣脱。
美人也是盛世的“标配”。帝王将相与才子佳人是历史叙述的主体,在《妖猫传》里,“汉皇重色思倾国”的杨贵妃,不再是简单的胡人混血,而成了“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的皇权象征。皇权风雨飘摇之时的美人命运,是对弱者命运的咏叹,也是对女性牺牲的赞歌。
还有值得反复把玩的恢弘城阙与极乐之宴。黄昏来临,灯盏与宫灯依次亮起,游人如织商贾云集,好一个突厥人、西域人、波斯人、日本人汇聚的国际大都市;而那场被陈凯歌反复回放的极乐之宴,场面之绚丽、色调之美丽、调度之精准、配乐之恢弘,足以载入中国电影的史册。
历史、个人、寓言、象征,贵族式的阳春白雪消失不见
在第五代中,陈凯歌是有相当的“贵族精神”的。换言之,与张艺谋发轫于乡土的成长路径不同,从小在四九城长大,接受良好传统文化熏陶的陈凯歌,有强烈的精英知识分子的悲天悯人情怀。在第一部石破天惊的《黄土地》里,陈凯歌就试图用实验性的电影语言,让黄土地变成了中华民族人格化的象征。
对历史的咏叹,是文人型导演最得心应手,也最有表达欲望的主题之一。中央电视台“第十放映室”曾如此评价:在第五代导演们的电影语境中,交织着对古老中国切肤的怨恨和依恋。他们一面满怀欣喜地宣告,这古旧的舞台正坍塌并沉没于世纪之交明亮的地平线上;一面又为失去在这舞台上曾演出过的,全部中国的,乃至东方的戏梦人生而惋惜。
《霸王别姬》完成了对历史与宿命的思考,其色调沉重而哀怨;《妖猫传》(笔者更喜欢《沙门空海》的曾用名)则把视角投向了唐朝,华丽之外更显苍凉。脱胎于梦枕貘原著小说的《妖猫传》,为陈凯歌插上了想象的翅膀,真实史实之上的再创作,则为小说影像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一个是名动长安,却委身皇宫做起居郎的大诗人白居易,一心想着摆脱李白的文学阴影,写下彪炳千古的诗篇;一个渡海而来,受托于东瀛驱邪大师来唐求得正道,却被青龙寺拒之门外的小和尚空海。两人因古怪的妖猫事件结缘,一同探访30年前的兵变谜团。
来自日本小说家对“唐朝老师”的他者想象,与陈凯歌对民族历史的重新解读交互融合,共同组成了《妖猫传》的基本文化命题。借助杨贵妃“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故事,陈凯歌用空灵鬼魅的魔幻主义手法,呈现出历史与个人、爱情与政治、寓言与象征的多重东方景观——虽然弥漫着阴谋诡计、铁血战争,但最为韵味悠长的历史咏叹,却是一出曲折迂回的爱情过往。
与《黄土地》《霸王别姬》的强烈思辨色彩不同,《妖猫传》褪掉了贵族式的阳春白雪,反倒用平民式的直抒胸臆,来完成对时代的讴歌与宿命的不忿。陈凯歌不再是那个试图脱离传统审美习惯的“叛逆者”,反倒主动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并时时示好:
——空海问白居易,你还写《长恨歌》吗?
——白居易回答,写,也许他们的爱情故事是假的,但贵妃的情是真的。
爱恨、生死、女性、猫,在多视角叙事中丧失方向
沉湎于民族历史,拥有强烈理想主义情怀的陈凯歌,从未放弃对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思考。无论是《黄土地》《霸王别姬》《和你在一起》《无极》,还是近年的《道士下山》《赵氏孤儿》,陈凯歌都有“士大夫式的忧愤”,是“文化苦旅的代名词”。
对女性命运的关注,是陈凯歌作品的基本腔调。《搜索》中被网络暴力深深伤害的都市女性叶蓝秋,《无极》中一个女人与四个男人的爱恨情仇,《霸王别姬》男儿身女人心的程蝶衣,均从各个维度呈现女性命运的不公,并投之以悲天悯人的人性关怀。这样的艺术创作惯性,在《妖猫传》中同样得到爆发: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是自信是霸道,却也是无能为力和最终背叛;阿倍仲麻吕对杨贵妃的爱被滔天权势所压制,只需四个字“极乐之乐”,便被击得粉碎;李白与白居易的爱,并非“六宫粉黛无颜色”的皮相之思,反倒渗透着对盛唐气象的迷恋,以及对美的终极追求;白龙的爱既有同病相怜的身世之叹,也不乏孤苦伶仃的精神守候。多名男性的爱仿佛江河入海,最终奔涌到杨玉环身上,完成了情之一字的终极描述。
骨子里浪漫至死的陈凯歌,对待感情掺不得一丝杂质。《霸王别姬》里,程蝶衣对段小楼表白,“少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采访中,陈凯歌希望儿子能“毫无理由地喜欢上一个女孩,没有两情相悦、不管不顾的浪漫,人生会很遗憾”;而在《妖猫传》里,承诺与背叛、生死与政治、家国与爱情,被最终幻化为璀璨而浪漫的外衣,包裹在杨玉环的身上。
《妖猫传》优秀吗?当然,擅长高度舞台化场景设计的陈凯歌,为全球观众再现了他眼中的中华盛世,那情绪、色调、场面、表演无一不饱满的“极乐之宴”,是陈凯歌用以寄托理性思考的感性载体。《妖猫传》杰出吗?那也未必,在流畅的镜头移动、黑白剪影的画面影像外,陈凯歌还是想要的太多——
从空海与白乐天的悬疑剧,到杨玉环的苦情剧,陈凯歌在空海、阿倍仲麻吕、妖猫的三者叙事间来回跳动,看似节奏紧凑信息量充足,却让共情体验不断重置归零,最终哀思与感慨被时间冲淡,消弭于无形。
不过,陈凯歌早已不需要证明自己。在纷纷扰扰的舆论浪潮背后,他已看穿一切,就像当年《无极》时他曾说“十年内无人能看懂《无极》”一样:“如果创作者要用6年时间为自己‘正名’,要替自己翻案,那太没劲了,太无知了。”
陈凯歌啊,像是《妖猫传》里的白龙和丹龙,依然是《少年凯歌》里,那个不骄傲不可以为艺的少年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