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给我们交通行业的新员工做了一个有关未来城市与交通的报告。我们用了绚丽的高清视频剪辑向这些新人展示了未来的城市愿景，似乎宛如无人驾驶的汽车和如同星球大战中飞来飞去的奇妙飞行器便能代表未来城市生活的内核。
智慧城市的概念也在A股市场大行其道。如果在基础设施建设与信息技术的应用领域之间不提一下“智慧”一词，就没有对于未来行业的发言权。大数据和ICT等技术包装下，各种智慧城市，智慧交通，智慧生活，智慧2.0的概念层出不穷。当这一套新名词在推杯换盏间口口相传时，我们以为我们所讨论的城市的智慧，实际上真的如此吗？
让我们先把时间调回到1850年代的伦敦。
1850年代的伦敦由于地铁的兴建，业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大都会城市，工业为城市发展带来的巨大突破，只要看一眼伦敦林立的工厂，奔驰在铁轨上的蒸汽机车，停靠在泰晤士河口的巨大明轮船，无人不会惊叹于时代的更迭变换。正如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的布鲁内尔和《蒸汽男孩》中的史蒂文森那代表人类的自信而又坚定的眼神一样。
然而就像柯南道尔在《福尔摩斯》中叙述的那样，大都会下也有藏污纳垢的陋巷。实际上当时技术革命的晴空中，已经出现了几朵乌云。当时的伦敦西敏市苏活区（Soho）正面临严重的霍乱。但是末日电影的套路就是巨大的灾难总要搭配拯救世界的英雄，约翰·斯诺此刻及时地崭露头角。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斯诺医生对抗疫情的方法不是新药物，不是精湛的医术，更不是白求恩那样的高尚品格。而是一种彻彻底底的，智慧城市的手段。
在展开这个话题前，为了打消各位的疑虑，也为证明智慧城市在一百五十年前的确存在，我们先来看看何为智慧城市。
在我们狭义的理解里，未来的，自动化程度高的城市就是智慧的，包括而不限于那些自动驾驶汽车，无人机，无处不在的闭路摄像机，大数据等等。就这样的理解来看，智慧城市的确是二十一世纪的产物。然而，如果说一个人手里捧着百科全书就能断定他学识渊博的话，显然就太肤浅了。实际上一个城市智慧与否，不在于城市中堆叠了多少智慧的设备，而在于城市本身能够收集和处理城市产生信息并使之对城市本身发挥作用。简而言之，收集和处理信息并不需要多高的科技水平，只是现代的，高速发展的ICT技术大大节约了这一过程的成本并提高了效率。而且这些ICT设备的广泛应用，也使得城市数据量大大增加，仅此而已。换言之，智慧城市更像是一种已经实践过的方法论，像IBM这样从人口普查起家的公司，虽然经历百余年技术的迭代，其内在逻辑和方法论却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可以说它就是为智慧城市而生的。
让我们再回到约翰·斯诺，在那个瘴气理论占绝对主流的时代，人们认为污浊的空气是霍乱爆发的根本原因。斯诺并没有用我们想象中的解剖，显微镜观察，或者各种其他科学实验的办法来确定。与传统的医学性的方法不一样，斯诺采用了经验论的办法，试图找出霍乱爆发的源头所在。
斯诺采用访谈、逻辑推理、图表，这些看起来在今天社会学和城市规划学中常用的研究手段，并创造性地将采集到的信息绘制于苏活区的地图之上。通过仔细分析这些城市数据，最终确认霍乱的传播源来自布劳德大街，而且只有习惯使用那里的水泵的人才染上霍乱。当信息与地理结合的地理信息地图放在伦敦当局面前的时候，成为说服当局关闭这座水泵的最关键因素。
再回到现今的智慧城市，当人们醉心于科技对生活的改变时，缺忽略了其内在逻辑：收集数据并处理数据。正如社交网络对人类社交活动的影响那样，并不是社交网络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是我们人性中已有的，对于社交的需求被科技放大和满足了而已。其内核可以说自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起，就是这样不变的主题。在这种意义上讲，智慧城市在19世纪的伦敦出现并不意外。工业革命所导致的城市人口空前的集中，使得城市数据的发掘具有了明显的重要价值。在今天这个个人信息可以变现的时代，殊不知数据的价值和城市智慧化的实践，早在19世纪的伦敦，就已经被人发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