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美好，往往是一个人对那个岁月的甜蜜回忆和怀念。而无忧无虑的天真童年，𨚫总是在人们的不经意中很快地就结束了。

      解放初期的三年时间内，我们家厄运连连，三年内两位至亲的亲人离去，使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在还不不满十岁的年纪戞然而止。

      第一个离我们而去的是外婆，外婆的一生的确不容易。外婆姓杨，祖籍泸定，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中，兄妹将近十人，除了一个男孩外，全是女孩，在清末＂男尊女卑＂封建专制体制下，女孩子最好的归宿就是长大成人后凭运气嫁一个好的男人。外婆长大后，嫁到了离泸定县城十多里外的小山村：大坝王家。外婆生下母亲后，外公去世。留下外婆和母亲，孤女寡母相依为命，一老一小两个女人守着外公留下的几亩薄田，耕种无力，只得租给乡民耕种，外婆则带着年幼的母亲来到泸定县城，投靠＂亲戚＂，实际上就是给亲戚家帮佣为生。外婆虽然是一个乡下的农村妇女，但是很有见识，当泸定在县城东边的＂圣谕庙＂兴办＂女子学堂＂时，外婆想办法让母亲去上了＂女子学堂＂去认字、读书。当母亲到了婚嫁年龄时，外婆又为母亲找了一个来泸定＂淘金＂的外地人成婚，这里，不得不佩服外婆的眼光和辩人的能力，在母亲人生的两个关键节点上，为母亲选择了正确的道路。父母结婚后，外婆操持着大大小小的所有家务，而父亲则埋头苦干，短短十数年的光景，就从一个靠帮佣为生的寡母孤女与一个为躲＂壮丁＂而赤手空拳来到山里＂淘金＂谋生的外乡人组成的家庭，在泸定县城的正街上有了自已的商号店铺，膝下儿女齐全、眼前衣食无忧的人家。

      外婆一生的辛劳，在她应该安享家庭天伦之乐时却很快地离开了我们。外婆的去世，究竟是哪一年，已经记不清了，应该是在解放初期。母亲后来曾经隱约地提起过，大意就是外婆是被吓死的。在我的头脑里，外婆并没有生病、治疗的记忆，外婆是在没有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很快就走了。这样看来，母亲讲的大约不错。在四九至五O年那动乱的日子里，先是刘文輝在彭县通电＂和平起义＂，西康省要变天了，后来，胡宗南的残部窜入康、泸、丹一带，和平起义的省政府退守营官寨，泸定拥护和平起义的县政府也退到岚安山区，县政府人员被胡部残兵扣押，县城成了胡宗南残部陶、任两团败兵的天下，家里房屋被胡军征用，商铺开不了门，我们一家八口被迫踡曲挤住在土楼里，兵荒马乱，人心惶惶。再加上父亲深夜十字口被抢，更加深了人们内心的恐慌。泸定解放的前夜，街面上谣言四起，胡宗南残部仓惶逃离泸定，泸定县城的居民又成群结队，蜂拥逃离县城，四散到乡下去避难，县城里成了一座空城，新旧权力交替的真空。这正好是一些社会混子趁乱干坏事的时机，四川话称为＂打启发＂，即趁机偷抢财物，严重的则杀人越货。父母带着我们一群孩子＂逃难＂到乡下去了，诺大一个家，只留下外婆一个人看守，外婆既要操心外逃的一家大小、又要担忧家庭财产的安全和自身的安危，所以焦虑、担忧和害怕交织在一起。解放后＂减租退押＂、＂土地改革＂中，母亲将外公留给外婆在大坝老家的土地上交了政府，这对外婆来讲，一个老人，唯一的一点赖以养身立命的土地，突然之间失去了，对外婆心里的冲击可想而知，这诸多因素交织在一起，摧垮了外婆的身心，所以，解放不久，外婆就这样离去了。

      在我己逐渐模糊的童年记忆里，外婆是我最早记忆中是重要的人，从小我们都用家庭中男性化的称谓：＂阿爷＂来称呼外婆，可想见外婆在我们家中家长式的权威地位。但外婆又是一个包揽了所有家务活的、一天忙到晚的干活的人：煮飯、喂猪、照顾我们四五个大大小小的孩子。其劳累和辛苦，自不待言。

      在我幼时和外婆有关的记忆里，都是与吃有关的。一是外婆一年辛苦养肥的＂年猪＂在腊月间杀了之后，猪腰子则是我的＂专利＂食品，外婆将新鲜的猪腰子一剖两半，抽去腰子中间的筋后，抹上一层盐用新鲜的白菜叶包裹好后，放在土灶中利用柴火的热力将其煨熟，这一切的操作都是外婆亲手而为，我只是＂坐享其成＂。二是我五岁开始上＂西康省小＂读书时，每天上学之前都要包一小包白糖到下隔壁卖锅圈子的王家专制一个白糖锅魁，然后再去上学。至今，那煨熟的猪腰子吃到口中的淡淡的白菜清香和放在书包里带着热气的糖锅魁的记忆至今如在眼前。

      外婆的离世，对母亲的打击是不言而喻的。母亲幼年丧父之后与外婆相依为命，孤女寡母，日子的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令母亲万万没想到的是，丧母之伤尚未平复，又遭遇到了更加令人心碎的丧夫之痛。所谓的祸不单行也莫过于此。我不知道母亲是如何承受这两次命运的严重打击的。当时的我们年纪尚幼，还不能完全明白大人们的世界里，社会、人世的悲欢离合、冷暖炎凉。等到我们长大成人、经历了起落的人世沧桑，才知道母亲在三年之中连遭丧母、丧夫两重灾难性的打击之后，还要继续供养五个上学、一个襁褓中的六个孩子，维持一家的生计，挺过这个难关，须要何等的勇气、毅力和脑力啊。而母亲终于迈过了她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坎。

      一九五三年，我快满九岁了。新年还没过完，正月初九，我的二弟，父母的第六个孩子出生了。这样，我们姐弟六人，从十五岁到刚出生共三女三男。大姐在建小毕业后和几个同学一道考上了雅安中学，到二郎山那边的西康省省府雅安去上中学去了，我和二姐、三姐三人仍在建小读小学，大弟则进入了刚刚兴办的泸定幼儿园，而二弟则尚在襁褓当中。添丁进口，对一个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件大喜事，中国人讲究＂多子多福＂嘛。但真应了＂乐极生悲＂这句古话。一九五三年，却成了我们家家道中落、穷苦困顿的起点。

      一九五三年，一开始，不祥之兆就开始出现了，死神的黑翼紧紧笼罩着我们家。山里人都很迷伩鬼神，母亲后来讲了父亲死前的很多凶兆。一是新年期间，一位彭姓铁匠的女人，生完孩子还没满月就来过我们家。我故乡旧时的习俗是妇女生完孩子是要闭门在家＂坐月子＂的，到处串门会给别人家带来＂血光之灾＂的。二是父亲一次深夜去医院的路上，在朦胧的月光下，看见一个穿月白布长衫的人在前面走，可过了一会，那个穿月白布长衫的人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故乡旧时俗称是＂遇见鬼了＂。三是一次父母在商铺柜房里算帐时，一只小鸟飞到了父亲的头上，这也是不详之兆。四是父亲生病前后每天深夜，野狗总在我家对面的街道上朝着我家狂叫，其叫声在深夜静悄悄的空旷街道上，显得十分瘮人。当然，这一切都是旧时故乡小城人牵強迷伩的说法，是否真有其兆，也无从考察了。

      父亲在开春不久就病倒了，开始在故乡的医院诊治，在家休息养病，但病不但没能好转，反而加重到小县城的医院已无法医治了，只好送到康定的大医院住院治疗。我们还希望父亲到了康定大医院能很快地治好病，平安归来。可父亲的这一次离家，却永远再也没能重新迈进家的大门。父亲到康定医院治病，需要有人随身照顾，母亲只好把四十里外，在二爸家的爷爷接到泸定家中，让他照看几个上学的孙儿、孙女，然后匆匆忙忙地收拾行李，带着襁褓中的二弟到康定去照顾父亲去了。母亲走的那天，背着二弟从学校操场下边的公路往康定去的时候，我站在操场边上，望着母亲一步一步远去的背影，突然感到心里十分凄凉。

      母亲这一去，实际上成了她和父亲最后的诀别。父亲当年孤身一人来到离家千里之外的大山深处的泸定，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当知道自已的病重，被迫离家外出就医，就已经十分无奈了，自感此次病痛来得如此突然和凶危，能否熬过这一关，自己都没有把握，远在康定，而现在身边只有和自已生活了十几年的妻子和还在襁褓中最小的儿子，就这样撒手而去，该有很多的不舍和无奈。

      父亲的病已到了晚期，康定大医院的医生也无力回天，父亲带着无限的牵挂，客逝在了异乡的异乡一一康定医院冰冷的病床上。

      父亲出生在以贫寒著名的川北农村，遂宁安居杨家坝。为躲＂壮丁＂和谋生，被迫背井离乡来到这千里之外的大山深处的泸定。凭借自已的勤奋和努力，不仅有了自己一分小小的家业，还有了一个温暖的家庭。父亲就把异乡的泸定当作了自己的第二故乡。现在又因病不得不离开第二故乡和温暖的家，去到异乡的异乡的康定，为生命作最后的一搏，没想到康定则成为了自己辛劳一生的终点。

      父亲的病是那个时代的不治之症。据说，父亲临终之时，腹胀如鼓，这大约和父亲一生的经历有关。父亲出身贫寒，又为家中长子，自须承担长子的责任，后又离乡背井，到山里谋生，结婚之后，为了家庭和膝下几个孩子，就得拼命赚钱养家。除了经营自己的小店卖些日用百货、土杂特产外，还自制甜食糖果糕点等零食出售，炸油条、搓麻花、做油糕、炒米花糖⋯⋯常年在油锅上经受油烟熏，这严重地侵蚀和损伤着父亲的气管和心肺，再加上父亲唯一的嗜好就是抽烟，而且是那种味烈、呛人的叶子烟。一有空闲，父亲便坐在一旁把烟叶摊开在大腿上抹平展后，紧紧地卷起来，用剪刀把两头剪齐，用一根长长的烟竿，叭达，叭达地吸，然后吐出浓浓的的呛人的烟。人家说，吸烟可以化痰，确实也是，吸烟的痰特别多，但烟叶对人内脏器官的损伤也是不容忽视的。父亲这样整天处于烟熏火燎之中，不仅种下了病根，还摧残了自己的身体，但明显的是父亲一直默默地忍受着，等到他都觉得忍受不了，躺下住院治疗时，病己进入晚期。几十年前大山深处的故乡，医疗条件之差，是可以想见的。所以，父亲从发病、住院、治疗到去世，还不到短短的将近半年的时间。

      父亲去世后，欠下了康定医院的医疗、住院费用，对一个象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讲，是一个负担不起的支出，因为自从父亲生病以后，家里就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根本无法付清医院的住院治疗费用。最后，我一位远房的张姓＂表叔＂（即我外婆的外甥）正好是康定医院的医生，以他是医院的医生和与我们家的亲戚关係作为担保，才得以打下欠条，将父亲运回家中安葬。

      说来凄凉，父亲活生生地去康定治病，现在却冷冰冰地躺在在母亲雇用的一辆架子车上，请人将父亲拉回家中。据母亲后来讲，途经瓦斯沟时，在二爸家门口歇息，＂连一口水也没喝上＂。这让母亲多年以后仍耿耿于怀，老一辈人之间究竟有甚么样的恩怨，或者难言之隠，我们晚辈不知其情，也不便说些什么，事情过去很久了，这里也只把当时的实情作一叙述而已。

      父亲回来了，是被人用架子车拉回来的。父亲回家了，但他却不能再进入这个他辛苦创建，而且留下了很多温暖回忆的家了。故乡的习俗，客死异乡的人，是不能按老规矩在家中停灵的。只能在门外的階沿之上摆放灵柩祭奠。

      父亲之死，母亲的悲伤自不待言。在悲伤和忙乱中，母亲还是在亲戚和街坊邻居的帮助下，按照老家的规矩，停灵、祭奠，择日出殡，风光地给父亲送了最后一程。这一次，是我作为长子为父亲端灵送终。九岁的我，端着父亲的灵位，随着送葬的人群，把父亲送到了柏秧林磨房傍的公共墓地，让他在这里陪着外婆，在另一个世界里，相互扶持，相依为伴。

      父亲走了，家里空了。37岁还年轻的母亲，望着空荡荡的家和从15岁到才几个月的六个孩子，虽然无助和绝望，但还得努力挣扎着活下去，日子还要继续。

      白先勇先生说，一切成熟都是从失去开始的。

      一九五三年的那个夏天，九岁的我失去了父亲，我快乐的童年也隨之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