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脚下
我在八达岭只呆了三个月左右就因故离开。那些日子留下的最深记忆就是累，累的要命，困得要命；劳动本来就繁重，自己还搞一些吃力不讨好的社会工作，到了公休日只想睡觉。每次出工收工，远望蜿蜒在崇山峻岭上的古长城，衬以云天变幻，总会兴起历史沧桑之感，只因通体疲乏，心鹜琐事，难得文思成形，诉诸笔墨，写日记习惯也暂停了；当时生活记略，全付阙如，心情实录，尽属空白。身在塞外，未能多领略那大自然的莽莽苍凉，也没有去周围村镇体察贫困景象，长城和康庄都仅去过一次，想起来实在可惜。
当时有件小事表明斗争哲学已经强化。一天会战队的一
个负责人突然问我：“听说你们队有个小集团？”我当即予以
否认，说那是无稽之谈。其实我知道他所言何指，就是有那
么两三个人很要好，经常在一起，连穿戴也雷同，这就有了
小集团之嫌。极端的极权主义，欢迎人们亲近政府、靠拢组
织，厌恶人们互相亲近，更不能有组织，任何社团、会众形
态的东西，都会被视为对统治者的极大威胁，必须坚决铲除。
文革时期就有读书会、学习会的成员被监禁乃至被枪毙的。
我的提前离开八达岭也于极左思潮的强化有关。
我离开八达岭时，忘记了通知好友袁宝生，他大老远来
看我却扑了个空。不得已他又连夜返回康庄火车站，又累又
饿，他已身无分文，经过向当地派出所求援，他才得以回到
北京。想起此事，总觉得对不起这位已故的老同学。我们交往三十余年，他是我唯一一位一直没有中断联系的高中同学，前几年他得了癌症，逝世前一个月我去看他，人已经瘦成了骷髅状。他不甘心盛年而死，有什么办法呢，抽烟的习惯害了他。
回顾那段春夏时光，倒有一位少女的剪影，在记忆里保存久远。去八达岭前，先在泗上支援，有一天去水房，见有个姑娘正在打水。她很秀气白净，大约是为劳动时节省，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百衲衣，却掩不住天生丽质。见到她，不由得会想起衔玉公子的名言：女孩儿是水做的。
稍后我在群众会议上卖弄口才时，一眼瞥见她那天真无邪的笑容，也是明朗动人的笑容；后来，在八达岭那群山环绕的操场上，在高原的星空下，我听过她清朗圆润的诗歌朗诵，身着一袭白衣的她，更凸现了爽洁气质；再后来就是文革时的演出，我也有机会欣赏她妙曼的舞姿。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宣传队在河南村休整时候。
岁月匆匆，世纪转换，2001年9月林场故旧聚会，我
没有去，但我心里惦记着；10月的一天，我忽发好奇，当
年那个秉气清纯的女孩如今怎么样了？我们曾同在一地为
期数月，却未说过一句话（连她的名字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
的），那就不妨现在说几句。于是我拨通她的电话，我自报
姓名后，她迷惑地反问：“刘维成是谁呀？”我虽不是名人，
在潮林也非默默无闻，我就给她一点提示，她还是想不起来。
那就直奔主题，我说她昔日的文艺才能给我留下印象，不知
现在是否还保留着青年时代的爱好。她马上来了中国式的谦
虚：“哪里，哪里，过奖了，都是业余水平，别吹捧我。”我
说不是吹捧，虽然业余水平，在那个环境里确实觉得比较突
出，况且赞赏她的也不止我一人，还有某某也夸她的文才……
她好像不愿意继续这个没头没脑的话题，就问我找她有什么
事。嗨，还能有什么事，无非是推开记忆之窗，所见的总是
阴暗者居多，明丽者甚少；检视人物场景，倘偶有如诗如画
者，则格外珍贵，不啻悠悠岁月留给记忆的散珠碎玉、吉光
片羽；老之将至，靠回忆消磨时光的日子悄然临近，应该抓
住它们，使之清晰，使之显明，免得渐如梦境般模糊，似有
若无了。如此而已。
我实在没有什么具体的事，而上述心境又不足为外人道，况且三言两语也讲不清，通话只好结束。
自作多“情”，没劲。
补记：2003年11月21日中午，接宁桂芝、戚宝同电
话，说他们正在读我这篇文章，并告知我上面写的这位女士
已因白血病去世，从发现到死亡仅四十余日，而她9月份还
参加了林场的聚会，据说曾打听过我。又是一个人生无常的
例子，以现在北京人的平均寿命而言，她走得太早了，很可
惜。得此噩耗，戚戚然半日时间难以释怀。我和她没有接触
过，人品性格、日常表现，全不了解，只是远远地看到一个
清纯美丽的少女，并愿意假定内外是一致的，就留在记忆里
了。这样也好，距离产生美感，接近倒可能发现人的欠美之
处。其实，当时也没有太经意她的存在，所以很长时间不知
道也没有打听她的姓名，只是近几年搜索记忆里可回味的事
物，她的形象才凸现出来。人有时很奇怪，回忆不顺心的岁
月，本无可留恋，但倘若其中也有和善的面孔与灿烂的笑容，
尽管同你无关，也倍感亲切温暖，可思之再三。
现在她走了，无缘再见，我不曾面对她的老态，留在记
忆里的应该永远就是那个水清月朗的姑娘。生命失败了，美
感胜利了；看宋美龄百岁寿辰的形象，難寻当年光彩照人的
丰姿，比九十岁时的迟暮风韵也差了许多，那是生命的凯旋，
却是美感的凋零；这个世界很无奈，也很残酷。
愿她的灵魂安息。
